1947年，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上映，以深邃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和史诗般的气魄，成为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里程碑。如今，“一江春水”又将从银幕流向舞台。作为继《十字街头》《乌鸦与麻雀》之后，国家大剧院“经典电影改编系列”的又一力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将于9月26日至27日、9月29日至10月4日登台国家大剧院·戏剧场。
对谈现场照。从左至右依次为吴冠平、王斑、宋宝珍。
演出之前，本剧编剧、导演、主演王斑与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吴冠平、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宋宝珍展开对谈，从电影史、戏剧创作与舞台转化等不同维度，共同探讨：一部经典电影为何能够穿越时代？当镜头语言转化为剧场语言，剧作如何在方寸舞台间照世间人心？
电影《一江春水》以1931年至1945年十四年抗战及战后动荡为历史背景，讲述一个普通家庭在时代洪流中的聚散离合，书写民族苦难、阶层割裂与人性沉浮。在吴冠平看来，《一江春水向东流》之所以成为中国电影史“经典中的经典”，正在于影片所拥有的中国早期电影罕见的现实主义品格与史诗气质，既承载着中华民族刚刚经历的深刻战争记忆，又敏锐映照了战后社会生活的种种乱象。
“当时的国内电影市场由美国电影占据主导，大量的国产电影成了粗制滥造之作。”吴冠平说，《一江春水》的底子仍是中国传统戏剧中道德伦理与审美观，以一位负心汉及几位女性的情感纠葛为线索，将家庭悲欢与民族历史交织起来。这使得它在国产电影良莠不齐的环境中脱颖而出，成为真正能够打动普通观众的国产电影“扛鼎之作”。
此外，影片的主创——两位导演蔡楚生、郑君里，以及白杨、陶金、舒绣文、上官云珠等一批演员克服种种艰苦，贡献的精细创作与杰出表演也促成了这部影史经典。
对谈现场照。
宋宝珍则以细致的文本解读，分析“一江春水”何以在当代“回响”不绝。她谈到，影片中的主角张忠良是一个极具复杂性的人物：初登场时，他是一个满怀救国激情、为抗战奔走的热血青年，随后经历被俘、逃亡，最终一步步被诱惑与欲望吞没。这种变化就好比从“一只完好的苹果”变成“烂苹果”，这一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与追问在当下依然掷地有声。
在电影的深厚基底之上，话剧如何开掘出新？正如吴冠平所言，“由电影改编的舞台作品应有其独立性”， 王斑也表示，话剧版《一江春水向东流》不是把经典镜头原样“搬”上舞台，而是要在框架、组织逻辑和表演等方面另起炉灶，真正发挥剧场的“现场”魅力。
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排练照。
这种“重新创造”，贯穿了王斑半年多的创作过程。早在春节期间，他便开始思考构思剧本改编，4月正式投入剧本创作，前后历时180余天。由于白天还要承担行政管理工作，大量写作只能留到夜晚，有时为了抓住一段独白的灵感，凌晨四点也会起身记录。“因为我演过很多曹禺先生的作品，所以对台词特别敏感。”王斑说，他会对每一句台词自斟自酌，让其符合人物的个性和身份，力求有“金句”让观众回味悠长。
他对剧中的女主角素芬尤其倾注了许多心力与情感。这位善良的女性在战争离难中忍受了各种艰难困苦，却始终坚韧顽强，怀揣希望。王斑想象她在漫漫长夜中所忍受的孤独煎熬，为她写下一句台词：“为什么穷人的夜总是这么长，而穷人的快乐为什么又总是这么短呢？”
对于自己饰演的张忠良，王斑同样拒绝把这一角色“标签化”为“渣男”。他坦言，最初甚至并不愿意出演这个角色，但蔡楚生、郑君里当年对陶金的启发打动了他：真正有价值的，是让观众看到“一个好人如何变质”的全过程。他希望舞台上的张忠良既令人愤怒，也让人产生更复杂的思考——“路可能是时代逼出来的，但堕落是他亲手的选择。”如果观众看完只用一个简单标签概括人物，那么戏剧所能打开的思考空间也就变窄了。
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排练照。
剧本逐渐成形后，第一周围读，第二周排练，第三周主演与群众演员全部加入，话剧版《一江春水向东流》便完成初步舞台搭建。为了让年轻演员真正接近那个年代，王斑带着他们去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追溯历史。他告诉演员们：“如今苦难离我们越来越远。如果不能理解14年抗战中普通百姓的流离失所与生存艰难，那么即使换上旧衣服，站在舞台上的也可能只是‘穿旧衣服的当代人’，而不是那个时代真正生活过的人。”
在舞台手法上，本剧的主创团队既借鉴了电影的镜头语言，也用戏剧手法将其重新编织，将当代剧场语汇与电影蒙太奇思维融合，在交叉对比与时空交错中，让小家悲欢映照时代命运。比如王斑曾翻阅蔡楚生留下的分镜头剧本和草图，从中汲取灵感，保留了素芬站在富人家窗外、望向屋内觥筹交错的一幕，以窗内的欢宴与窗外的贫寒形成强烈冷暖对照。
看过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幕后彩排之后，宋宝珍在对谈现场为观众剧透了不少“彩蛋”。她提到，一些电影中受时代和媒介条件所限的内容，也在今天的舞台上获得新的展开。比如电影中“张老爹之死”在舞台上会是一个更具视觉冲击感和行动力的场景：面对日军抢夺，老人死死拉住农家赖以生存的耕牛，使一个普通农民的死亡与土地、战争、民族苦难更加直接地连接起来。抗战胜利的段落，也通过更具仪式感、群体性的舞台调度，放大普通民众经历多年苦难后迎来胜利的情感爆发。整部作品在人物与生活细节上坚持现实主义，在舞台空间和视觉呈现上则融入中国写意美学，并运用多条传送带等舞台装置，使人物群像与时代洪流在舞台上不断流动、交汇，令观众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