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远洋渔船队航行在风云变幻的印度洋上
经当地邮电局发 回国的标有电报 明码的新闻稿
记者在与参加捕鱼作业的非洲船员交谈
出海第一关
目标本是向西，而我远洋捕鱼船队一离湛江港，即全速南行。道理很简单，船须走水路，径直向西没有海。有些弯路乍看起来走得冤枉，细想想，却是必经之途。
听说我是第一次乘船出海，临行前，一位湛江渔民笑眯眯地送上一句谚语：“一出硇（náo）洲口，至少吐三口。”这硇洲口是湛江湾通往南海的门户，暗流翻动，涌高浪急，被当地渔民称作“出海第一关”。
开始还好，谁料想，当“海丰829”号轮真正跃入南海怀抱之际，我真有点顶不住了。那感觉就是一个字——晃。天在晃，海在晃，船在晃，人在晃，上下左右、五脏六腑都在晃。我头晕目眩，一阵恶心，跌跌撞撞地跑回屋，刚进门就连吐三口，把中午吃的东西都倒了出来。
我没去吃晚饭，只是就着白开水，嚼了几口从北京带来的“六必居”八宝酱菜。因为，吐到后来，是胃液和胆汁，嘴里又酸又苦，只有靠咸菜去“镇压”了。此时的我，饭不想瞥一眼，话不想吐半字，只想吐。
这一夜好难过。我昏沉沉地倚在枕头上，忽儿如脚踏跷跷板，忽儿如身荡秋千，忽儿如铛中的烙饼被翻动，忽儿又如箩中的元宵被转摇。
不到三天，镜子中的我就变了样，眼窝下陷，脸瘦了一圈。付出代价就会有收获，这就是基本适应了船的晃动，止住了头晕和呕吐。人们常称晕船如患大病，依我看，这种病的主要症状和最佳疗法都是一个字——吐。脑垂体失衡的矛盾既已存在，与其掩抑，不如促其爆发，每吐一次，舒服一些，吐到一定程度，就会达到新的平衡，彻底舒服了。
“就是过了晕船这一关，再回到陆上也麻烦，好几天摇摇摆摆的，路都走不直。”宫船长又提出了新的忠告。
我说：“这‘晕地’的滋味我也正想尝尝呢！要不，报道都不好写。”
晕船再难受，我也没有忘记自己此行的主要任务——写报道。为了减轻头晕的程度，我躺在床板上，垫着枕头，挣扎着打开床头灯，把稿纸贴在墙上，拿出钢笔，一字一字地写起来。我发回北京日报系列报道《海上西行记》中的第一篇通讯《出海第一关》就是用这种以往从未尝试过的写作方式完成的：以墙当桌，以床当椅，以卧代坐。因为晕船反应的重与轻是同头部所处位置的高低成正比的。
印度洋观奇
新加坡的楼群树影渐渐隐没在云雾中，我远洋捕鱼船队浩浩荡荡驶进世称“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之咽喉”的马六甲海峡。
“注意前方船只，减速！避让！”领航船长高守延令声果断。“左舵五！”“五度左。”“正舵！”“舵正。”“前进四！”“前进四！”随着舵令、车令的一呼一和，我船队平安地绕过“一拓浅滩”，从韦岛进入印度洋。
“一望无际”的“一”，在这里要改成“六”。航行在印度洋上，上不见天顶，下不见海底，四围碧水不见边涯，此时此刻，我的第一句感慨是：“洋真大！”
在陆地上，特别是在视野不很开阔的闹市里，很难产生“地球是圆的”的直接感受。然而在这里，当你登上轮船驾驶楼顶平台环顾，整个海面呈现为一个巨大的圆形，而对面那由远及近的船只，又总是先露桅杆梢，再现驾驶楼，然后升起船帮，继而显出全貌，使人明显地感到，它是沿着圆形球面爬上来的。
这里无遮无掩，日照时间原本就比陆上长，而我船队又恰是由东向西横渡印度洋，一直从位于东七区的韦岛开到地处东三区的亚丁，平均日行四个经度，不到四天就要倒拨一个小时，简直是追着太阳走，似乎地球围绕太阳转动的速度放慢了，太阳也延长了为地球照明的时间。我们围在甲板上，拉出收音机天线，头顶烈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晚8点新闻联播时的情景，尤为有趣。
印度洋上的夜是神秘的。海和天基色如墨，闪烁着点点白光。海里的白光是水花，天上的白光是星斗。我躺在甲板上，又目睹到群星急变流星、骤然飞坠汪洋的奇景。
风云突变，不知从何处飞来一块巨大的黑幕，雨铺天盖地而来。奇怪的是，眼见道道闪电在争强斗胜，我们却没有听到一声雷鸣。那雨点打在海面上并不起泡，而是展现出密密麻麻、难以计数的小眼，恰似无数根银针在刺海。
对于“只见闪电不闻雷声”的自然现象，二副的解释颇有道理：光速比声速快，那打雷的地方离我们太远，雷声尚未传至，光已消逝了。至于“雨打海面不起泡”这一“奇”的道道儿，谁也没说清。
雨后的印度洋是最美的。两条巨鲸争先恐后，交替浮出黑黑的脑袋，向空中射出高高的水柱。一群海豚竞相跳跃，一蹿就是两三米高，竟然还有“大背小”的精彩双豚跳。
脊乌腹白、双鳍如翅的燕鱼在海面上举行了百米飞行赛，那一架架“小喷气式”疾飞如箭，有的超过百米还不肯往浪尖上落。其中四位“冒失鬼”飞上了我船的前甲板，没蹦几下就丧了命，被船上的头号乐天派老宋稍加修剪，放进小锅，撒上精盐、味精、葱姜蒜，做成了下酒佳肴。我抄起筷子尝了一口：“啊，真鲜！”
淡水贵如油
在“海丰829”领航轮走廊悬挂的小黑板上，那保留了很长时间的词句“当你想家时……”，被“注意节约用水”所取代。在驶出韦岛一周，船队到达印度洋中部之际，淡水供应出现紧张。
为了尽量给国家节省开支，船队放弃了在新加坡靠港补充油、水的机会，从湛江直抵亚丁。
自出航以来，每天的气温都在30摄氏度以上。炎炎赤日的蒸烤，海风潮气的侵袭，即使垂手静坐，也会衣衫汗津津，周身黏乎乎。况且全船人员都处在紧张的劳碌之中，哪个下岗时不是汗污满身？谁不想痛痛快快地洗个澡？可是，对不起，浴室的门已经封了个把星期了。洗澡，这一人们必不可少的生活项目，在全体船员的航行日程中已暂告中断，船员们只能把毛巾浸湿擦擦身。
为了省水，船上实行了更严格的规定：淡水龙头定时开放，除开饭时间外，关闭淡水总阀门；把洗漱用水减到最低限度，刷碗、洗衣等一律用海水……
淡水荒尚未解决，我远渔8号船轮机长杨陆又突发急症，面无血色，白眼直翻，连喊“肚子疼”。经随船医生诊断，他患的是胃十二指肠溃疡急性穿孔，有生命危险。
我船向离此地最近的城市科伦坡发急电，请对方安排医院治疗；同时利用船上现有条件全力抢救。医生给病人注射了止痛针，在床头吊起输液瓶。对症下药和精心护理明显奏效，这位46岁的轮机长脱离了危险，在甲板上看水手们下象棋的人堆里跟着嚷：“跳马！跳马嘛！”
火焰海
经过14天的航行，我船队在西南季风到来之前平安横渡印度洋抵达亚丁湾。在亚丁加油加水后继续西行，过曼德海峡，驶入红海。
唐僧一行去西天取经，遇上过火焰山，我远洋捕鱼船队开赴西非途中，却真碰到了火焰海。它就是夹在亚非两洲之间的这片狭长水域——红海。
“红海因部分海域多红色藻类，海水呈红色而得名。两岸无常流河注入，年蒸发量2000毫米，远远超过降水量。含盐度41‰，夏季表层水温超过30摄氏度，是世界上最热最咸的海域。”我是捧着《简明地理辞典》，对照着其中这段文字过红海的。
在这里，红色藻类时有可见。给我们感受最深的，是红海那火焰般的热。刚进红海，我船驾驶室温度计上的汞柱就升到了45摄氏度。如果你站在甲板上，赤日当头，热气袭人，就像在被火炉烤灼。有的船员索性扯下背心，赤膊上阵，床上铺了凉席还嫌热，干脆直接睡光板。
红海的这一段海域，上下左右没有一丝风，一切仿佛都凝固住了。云彩像是粘在了天上，仰面观察个把小时，那图案竟毫无变化。说“海水平如镜”绝非夸张，茫茫海面上竟然没有一丝波纹，天上云朵和远方船只的倒影清晰入目。忽见几条飞鱼跃起，在明镜般的海面上划出一条条细细的水痕。我船疾行，除在船头、船尾激起几朵浪花外，并未推出涟漪，被涌动的水面整体起伏，如同蒙着一层平整光亮的塑料薄膜。
“火！小刘快看，火！”顺着薛工的手指，我在海面上望见一团冒着浓烟的火光。那是一口油井，那火光是燃烧废弃天然气的“火炬”，它由钢臂擎在半空，形状像个硕大的煤气灶盘，喷吐着莲花状的火焰。入夜，这一盏盏高高低低、远远近近的“火炬灯”争明斗亮，把整个海面映得通红。好一个火焰海！
过苏伊士运河
出红海，进埃及，准备过苏伊士运河。
当年郑和七下西洋，最远只到过红海，是苏伊士地峡挡住了他的去路。直到1869年11月17日，连接红海和地中海、沟通印度洋和大西洋的著名人工水路苏伊士运河开通放航，世界的东、西方之间才有了一条最佳水上捷径。仅以从我国黄浦港到法国马赛为例，走苏伊士运河要比绕好望角缩短航程9197公里，减少航期13.8天。
5月22日，我远洋渔船队全速驶向位于苏伊士运河南口的陶菲克港。161公里长、160米至200米宽的苏伊士运河为单行线，船舶南来北往须错开时间通过。每天自北向南放行两批船队，自南向北只放行一批，每批共容船30条。
埃及的引水员将我船队引入距外锚地两海里的内锚地。外轮代理连夜赶来帮办过境联检手续。
23日晨8时，北行过河船队准时开航。船只多、吨位小、到港时间晚的我船队被排在队尾。9时50分，我船队由第二位引水员带航正式进入运河。岸上那座苏伊士城乳白色古堡式建筑是运河入口的标志。
大苦湖是南北对行船只交会错道之处。首批南行船队在当日2至6时之间开航，驶至大苦湖抛锚候航，等对面船只让出航道之后才可续航。我船队就是在大苦湖停泊了近两个小时，才于下午3点继续北行的。
当晚9点，我船队抵达运河北口——塞得港。一路上，除零星楼房、花木之外，运河两岸都是茫茫荒沙，难怪人们称之为“沙漠上的银河”。然而，此刻举目塞得港，但见火树银花，灯水相映，一片辉煌。
直到我九条船全部顺利通过，我才从“海丰829”领航轮驾驶楼回到卧室，把两杯白兰地连饮而尽，一头躺在床上，微微合上连续睁了42个小时的眼睛。
地中海之波
出塞得港，我船队驶向世界最大的陆间海——地中海。
地中海是多事之地，它曾使巨轮颠覆，船员丧生。船上的每个人都不禁绷紧大脑的每一根神经。
最先扑上来的是雾。雾气笼罩海面，能见度极差，我“海丰829”领航轮被迫把速度降低，并连鸣三声汽笛，向前方示警，为后部的小船们鸣号。在我的记忆中，它是自湛江出航后第一次鸣笛。这一夜，无雨光顾，次日清晨，甲板上却是湿漉漉的。
5月27日晚11点多钟，我船队驶过西西里岛不远，“海丰829”正前方迎面开来一艘五六万吨级的外国油轮，并亮出左舷的绿灯。按照“让红不让绿”的航海规矩，该船应在我左舷错位而过，不影响我船前行。不料，对方竟强行向我右前方横穿，使我船头正对其腰部已不到二百米。“右满舵！”“前进四！”我船快速就地向回兜了个圈，才避开了一场撞船的大祸。这场虚惊非同小可。小船撞大船如同鸡蛋碰石头，自身损伤不言而喻。如果撞断对方油管，造成石油泄漏、燃烧，后果不堪设想。
“海丰829”进入零时区的水域，剧烈的晕船反应再度向我袭来，头昏、恶心、想吐。为了冲淡它的威胁，我踏上前甲板做了个小游戏：将我那双自出航一直踩在脚上、已被甲板磨透底的拖鞋，分别用脚甩入船舷左右的浪涛中，一只留在东时区，另一只送到西时区，以纪念这不寻常的一步。
我船队即将驶出地中海之时，一股高压冷空气突然南下，海面上刮起了十级风。海水就像开了锅，翻滚着，咆哮着，涌起一座座浪峰。船里随之奏起了“锅碗瓢勺交响曲”，食堂桌上的饭菜撒了一地，船员室里的瓶瓶罐罐在地上滚来撞去，坐在驾驶楼高凳上的“孙领队”被猛地晃了个跟头，湛江渔业公司陈工的茶杯从桌而降，摔成了十几片……
“0号，0号，风浪太大，抛锚吧！”“海丰829”的高频电话机中传来“远渔”7号船的呼叫。
“0号，0号！我们实在走不了啦！”“远渔”8号船的呼叫声更急切。原来，该船由于拐弯过急，一个横浪扑上驾驶台，把舵工打了个趔趄，还没等他把眼睁开，又一个大浪劈头而至。一时舵盘失控，船体走偏，差点儿在狂涛中“翻车”。
我推门走出驾驶楼，把紧栏杆向后方望去，只见那几条不足二百吨的小型拖网渔船此刻处境确实艰险。它们忽儿被推向浪山之巅，可见船底，忽儿又被抛至浪谷之渊，唯露桅梢。我不禁想起范仲淹那首《江上渔者》“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的诗句，愿君在餐桌前品味西非鱼之时，切莫忘了我们那些“出没风波里”的“海上渔者”。
在摩洛哥避了一夜风，我们才继续前行，驶过地中海通往大西洋的“咽喉”——直布罗陀海峡。这里不仅风急浪高，而且是战略要地，充满你争我夺的气氛和浓烈的火药味儿。就在我船队过峡的一个半小时里，我亲眼目睹军舰在海峡内巡弋，三批共计十余架战斗机从海峡上空呼啸而过，飞向地中海。
6月3日晚10时，9条飘扬着五星红旗的捕鱼船驶进我西非渔业总部所在地——位于大西洋加纳利岛上的拉斯帕尔马斯港。洗尘晚宴未散，我就趴在饭桌上写出了《我远洋捕鱼船队胜利抵达西非》的新闻稿。不料这号称“西非小巴黎”的拉斯帕尔马斯，既无传真，更无E-mail，为保时效，只能先将汉字译成国际通用的电报明码，再由当地邮局发出。我借来一册电报明码本，在新闻稿的每个字上方标出对应的一组号码，即4个阿拉伯数字。如，在“抵达西非”四字上方分别标上2107、6671、6017、7236。这篇仅442字的“双语新闻稿”，我连查带注，竟用了两个多钟头。此稿先由当地邮电局发到北京电报大楼，再转交报社，终于刊登在了1986年6月7日的《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上。
令人感动的是，我刚到西非就收到北京市委和北京日报社领导的慰问电，还有中国远洋渔业总公司张延喜总经理的亲笔信。他在信中说：“祝贺你远航胜利到达目的地，相信此行会对你是一段值得纪念的经历，更相信从今会把你与我们这些打鱼摸虾的在感情上紧紧地联结到一起。不易啊，恐怕中国至今还没有第二位记者同志能有你这段经历……”
抵达加纳利岛上的我西非渔业总部，只能算我来到西非的第一站。接下来，我又登上我西非船队的其他多条渔船，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先后到塞内加尔、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塞拉利昂采访，报道我远洋渔业职工捕鱼作业，以及帮助这些非洲国家建造机械化渔船、修筑船厂码头、培训本地船员的感人故事，向北京读者提交这份题为《西非鱼进京记》的答卷。此次海上丝路的西非之行被载入当年的《中国新闻年鉴》。
文并摄影/刘霆昭（本文作者为高级记者、资深媒体人）
手记
一支由九条渔船组成的中国远洋渔船队正在浩瀚的印度洋上乘长风，迎海鸥，破浪前进。
这是一次横跨半个地球，总程2.2万多公里，历时半年之久的远航。
这是一次过三洋，渡三海，穿三峡，经十国，足迹踏遍我国远洋渔业西非总部及各捕鱼基地，与远渡重洋为祖国人民付出艰辛的“海上渔者”共品苦乐年华的采访。
这是一桩发生在40年前的往事，至今记忆犹新，终生难以忘怀：我乘坐海丰829号渔船真真切切地走了趟海上丝绸之路。
那一年的春节，多少辈北京人都没见过的西非鱼亮相首都市场。
西非鱼是如何来到北京的？为向广大读者回答这个问题，根据北京市委领导指示，在中国远洋渔业总公司支持下，我以北京日报社特派记者和国际海员双重身份，加入了1986年春开赴西非的我远洋捕鱼船队。
由于我们这支船队中多为仅有几百吨级的捕鱼船，须在西南季风到来之前渡过印度洋才有安全保障，故起航的时间定在了当年的4月24日。
我们的航行路线是：湛江港—南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亚丁湾—曼德海峡—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摩洛哥—大西洋—加纳利群岛上的拉斯帕尔马斯—达喀尔—科纳克里—塞拉利昂—几内亚比绍。
出发前，亲友向我耳朵里灌得最多的是善意的劝阻和警告：据说马六甲海峡有海盗，红海口有水雷，一些莫名的怪病正在非洲蔓延……
但我认定，要写出有分量的作品，要成为有作为的记者，就得能吃别人不愿吃的苦，肯走别人不敢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