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书院，往往隐身于清新而静谧的山水之间。南京乌龙潭畔、清凉山下，有一座惜阴书院，曾孕育了一段足以影响中国的知己之交、师友之情。一位是历经宦海沉浮、潜心教育的安徽全椒人薛时雨，一位是蛰伏待时、终以实业报国的江苏南通人张謇。
吕春海/图
息神定志
同治十三年（1874年），孙云锦调任江宁后邀张謇为幕僚。这位早在署通州知州时便识拔张謇、助其恢复学籍的长者，因“冒籍案”对其深怀同情与赏识，逢人游扬其才，致使张謇颇遭同辈之忌，心境十分苦恼。是年，张謇匿名投考惜阴书院，山长薛时雨将其取为经古课第一名，二人由此缔结师生之谊。次年六月，张謇借住惜阴书院肄业避之。幸得山长薛时雨向他敞开大门，招住院中并逢人延誉。知道他家贫，薛时雨不仅免收学费，还安排他和侄子薛葆梿、儿子薛葆楹一起食宿，甚至命家仆于窗外种蕉，营造一个清幽的读书环境。惜阴书院的烛光照亮着张謇最晦暗的岁月。
初到书院，年轻气盛的张謇曾因被考官韩弼元黜落而“负气投书”。薛时雨得知后，非但没有责备，还以和厚旷远、不持仪节的长者之风，为异乡求学的张謇提供了一处“息神定志”的精神避风港。
正是这种庇护，让张謇与薛时雨从师生之谊，延伸为与薛氏家族的亲密交往。在张謇的日记里，薛时雨的侄子薛葆梿、儿子薛葆楹是他最亲密的学友。薛葆楹性格“坦率豪直”，两人常在清凉山下散步纳凉。日记中那句“山云含雨，草木葱蒨，苍翠之气浸入肌发”，仿佛让我们看到了江南微雨中，两个年轻人在山道上谈论诗文的身影。张謇曾写信给友人：“自爱武陵山色好，旁人都说避秦来”，告诉友人自己在清凉山麓找到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读书佳地。
薛葆楹将父亲的《藤香馆诗抄》与《文待诏帖》赠予张謇，而张謇则“看《藤香馆诗抄》，又竟烛二寸”。薛时雨是撰写楹联的高手，张謇随老师学习，常常撰联，还仿薛时雨的《清凉寺》联写下了自己的感悟：“百年三万六千场，以慧眼观沧海桑田，如梦幻泡影，如露如电；大藏五千四八卷，有信心者女人男子，能书写读诵，能受能持。”。此外，他还留下“分来一点曹溪水，坐阅千帆楚客舟”以及“我佛见一切善男信女人，皆当欢喜；是塔具七宝大乘上乘相，何等庄严”等充满禅意的短联。那燃尽的两寸蜡烛，不仅映照出他对恩师诗作的痴迷，更见证了薛氏家族的文化基因在潜移默化中融入张謇的血脉。
亦师亦友
真正的知己，必能在精神的高处相逢。张謇与薛时雨的诗词唱和，没有风花雪月的无病呻吟，而是充满了对人格的推崇与道义的共鸣。这段师生之情对张謇影响颇深，薛时雨常以诗劝慰学子看淡一时的科举得失：“角艺如棋局外明，当场偶尔见输赢。名山可占千秋在，国士相期一第轻。”这份超越功利的开导，直接启发了张謇日后“不唯科举论”的实业与教育报国之路。
光绪元年（1875年）七月，张謇回乡参加乡试前，日记记载薛时雨临别坚嘱：“场前勿多访友，勿读闲书，一以凝文心、养文机为主。且谓于子期望最切，勉旃勉旃云云。”张謇听后感慨万千，在日记中写下内心独白：“噫！不才安得培九万里风，扶摇直上，报我生平知己耶！”
光绪三年（1877年），张謇因生计所迫入吴长庆幕，薛时雨特招往询近状，“欷歔者再”，并教导他：“谋生急于读书……但事皆有命，毋役于境，斯为养气之学耳。”此后师生往来依旧密切，日记中频现“往惜阴见薛山长”“往龙蟠里，坐片时”“至惜阴书院见薛师”“与薛师信以文就正也”“以文呈薛师”“诣薛师取文”等记载，从问安到请益，事事皆见牵挂。从早年劝他看淡科场的“国士相期一第轻”，到入幕后教他安身立命的“养气之学”，再到晚年以病躯鬻字重修醉翁亭的“文化殉道”——薛时雨用一生为张謇树立了精神标杆。这份超越功利的期许与抚慰，让张謇视其为“生平知己”；而薛时雨亦曾坦言，张謇是他门下弟子中“期望最切”的学生。
正因这份亦师亦友的知己之交，光绪三年（1877年）薛时雨六十寿辰，张謇没有送上世俗的寿礼，而是精心挑选了一方“石磬”，并撰《磬铭》以贺：“玉德金声，曰惟泗英，考之击之，终龢且平，宜人神兮通修名，曼寿命兮虞长生”。他以泗水之英石，比喻恩师如玉的品德与如金的声望。这不仅是一件寿礼，更是张謇对薛时雨“经世致用、悯恤苍生”人格的最高礼赞。
及至薛时雨乌龙潭畔新居“薛庐”落成，远在山东幕府的张謇，挥毫写下了名篇《金陵小西湖薛庐记》。在这篇文章中，张謇将乌龙潭畔的薛庐与杭州西湖的景致相提并论，更将恩师与当世大儒俞樾（俞曲园）并称——俞樾有西湖俞楼，恩师有金陵薛庐。文中断言：“当世称儒林者必曰俞先生……今海内岿然，独师与俞先生两人。”他断言“薛庐之名，其必传必世无疑”。
而最能体现这种家族世交与生死托付的，莫过于张謇为薛母书写的《薛母郭恭人墓志铭》。光绪十一年(1885年)，薛母郭恭人离世。薛母的嗣子、张謇的同窗挚友薛葆梿，先是请浙江进士李慈铭撰写了墓志铭文，随后修书恳请张謇为这篇墓志铭“书丹”。面对挚友的请求，张謇欣然应允，以极其工整的楷书完成了这件书法精品。这方墓志铭不仅是清末书法与文学的合璧，更是张謇以晚辈之礼，对薛氏家族最深沉的敬意。
张骞
薪火相传
光绪五至六年(1879-1880）间，薛时雨不顾年老病重，在玄武湖畔鬻字筹款，只为重修滁州醉翁亭。他曾言：“滁之有醉翁、丰乐二亭，如人之有眉目。剔目矐眉，而其人不全。”他将文化古迹视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图腾。光绪七年（1881年），他抱病主持重修工程，不仅亲题“醉翁亭”门匾，更留下了“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翁去八百载醉乡犹在”的千古名联。那句“愿将山色供生佛，修到梅花伴醉翁”，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坚守与殉道。光绪十一年（1885年），薛时雨病逝于南京，灵柩运回全椒老家安葬。途经琅琊山时，家人遵其遗嘱，缓缓抬起灵柩，绕着他倾尽心血重修的醉翁亭走了一圈。这一圈，是一个文化殉道者与他毕生守护的文脉作最后的告别。这种“知不可而为之”的文化担当，深深震撼了张謇，并直接启发了他日后在南通创办博物苑、修建公园、保护地方文物的文化自觉。
更令人动容的是，这种“亦师亦友”的精神，并未随张謇的成功而终止，而是通过他，传给了下一代。张謇最得意的弟子，正是日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大学前身）的首任校长江谦。从薛时雨到张謇，再到江谦，三代教育家一脉相承，提灯引路，薪火相传。江谦在崇明瀛洲书院受教于张謇时，张謇见他“举止温而恭，察其业，颇窥三代两汉之书”，便“益爱重之”。这种跨越血缘的赏识与托付，正是当年薛时雨在惜阴书院对张謇“逢人延誉”的完美复刻。
乌龙潭的清波、清凉山的细雨、藤香馆的烛光、莫愁湖的明月，依然鲜活。张謇与薛时雨及其家族的交往，不仅是患难时的相知相惜，更是精神火种的代代相传，在岁月深处写就了一首跨越时空的诗篇。 （姜培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