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2日，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上海朵云轩美术馆举行。会议从多个学科、多维视角审视孙中山先生的思想遗产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之间的内在关联。
振兴中华、国家统一是孙中山的毕生追求。他高扬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旗帜，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政治纲领，《民权初步》《实业计划》《孙文学说》等著作，将近代中国由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由王朝国家转向民族国家、从“知易行难”的心理困局中解放出来的问题，凝练为可讨论的现代化方案。
［文明观重释］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熊月之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工业文明凭借军事、科技与制度优势建立“西方中心”的文明叙事，国内思想界则分裂为守旧与激进两极：前者拒绝西方近代成果，后者全盘否定本土传统。孙中山游走于中西文明之间，形成对外捍卫中华文明价值、对内破除极端文化心态的双重向度。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中，他通过历史事实驳斥“黄祸论”，区分“满清政府”与“中国、中国人民”，把反清革命限定为推翻腐朽政权而非否定中华文明本身。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陈泽环认为，面对“文明蒙尘”，孙中山并未陷入文明自卑，而是主张只要推翻专制与帝国主义压迫、立足中华文明根基并吸收人类文明成果，中华文明便可复兴。他晚年将民生主义解释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同主义的贯通，其思想融合了近代进化论、西方民主学说与传统大同理想。
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沈文忠将孙中山文化观与海派文化传承创新相关联，指出孙中山“将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旧有文化而融贯之”的主张，与海派文化传承文脉、开放包容的品格高度契合。
由此，孙中山是观察中国如何从传统文明形态中生长出现代性的枢纽人物，其文明观在全盘西化与复古守旧之间打开“融贯中西、综合创新”的空间。
［对现代化的思考］
复旦大学研究员何爱国将孙中山的现代化建设方案概括为五个阶段：甲午前后的“仿行西法”，同盟会时期的“三民主义”，民国初的“民生主义”，一战后《建国方略》时期的“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社会建设”三大建设，国共合作后重新解释的“新三民主义”。其流变趋势是越来越强调中国国情、传统文化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弊端的反思，越来越突出民族独立、政治权力落实与人民富足之间的联动，超越了“现代化即西化”的单一现代性迷思。
南通大学张謇研究院首席专家罗一民将孙中山与张謇并置，探讨了两位早期现代化先驱的爱国情怀与强国梦想。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蓝图，其中的三大经济区域布局、交通先行战略构想以及“三利用”政策，至今仍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会员张躬强调，孙中山把实业定位为国家富强的根本路径，突破重农抑商传统，主张由农耕文明转向工业文明，并以“没有机器便不能发达”表达工业化的急迫性。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馆员刘青莉从清末民初实业救国思潮出发，指出《实业计划》是在“师夷长技”“中体西用”“棉铁主义”“实业救国”的历史脉络中，第一次把交通、商港、铁路、水力、钢铁、矿业、农业、移民等纳入同一蓝图。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馆员李想把视角收束到纺织业，从《上李鸿章书》中的“织造有机”，到《实业计划》第五计划中的“衣服工业”，再到中山装的实践，展示孙中山把纺织业从传统手工业提升为事关民生、利权、解放和民族认同的战略产业的思考过程。
［上海场域］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徐涛以孙中山行迹为主线，指出其求学行医、革命流亡、维护共和的人生三阶段几乎在城市中展开：檀香山、香港、澳门、广州提供早期现代刺激；东京、横滨、河内、槟城、新加坡、伦敦、巴黎、旧金山、纽约构成革命流亡的全球城市网络；上海、广州则成为晚期政治与建设运筹的中心。孙中山自述“香港及香港大学乃我知识之诞生地”，是在翠亨村与香港的秩序对照中萌生革命思想；而《实业计划》则以纽约、伦敦、巴黎为参照，以北方、东方、南方三大港为龙头，构建沿海与内地联动的现代城市体系。
上海的独特性在于：第一，上海是革命组织与舆论生产的节点。兴中会、同盟会及后来国民革命的网络，长期借助上海租界的缝隙、报馆、书局、学会、买办与华侨资源展开；革命口号、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经由上海发达的报刊出版行业转化为可识别的政治语言。第二，上海是孙中山观察“现代利权丧失”的直观课堂。租界秩序井然、技术先进，却与治外法权、海关控制、鸦片贸易、利权外溢相连；这种“先进中的屈辱”凸显现代化必须同时解决发展与主权问题。第三，上海是实业与金融方案的现实参照。张謇在南通的“中国近代第一城”实践，上海及周边棉纺织、机器、航运、银行、保险、交易事业的兴起，使孙中山的实业计划能依托于江南工商业潜能；上海纱厂在一战期间的短暂繁荣与战后洋货重压下的困顿，也为他论证关税自主、保护实业、发展机器工业提供了鲜活证据。由此可见，孙中山关于现代化的思想经历了“香港触发、海外成形、上海转译、国家蓝图”的空间过程。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