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海报新闻报道，怀化“00后”小缪，从专科起步，一路通过统招专升本，最终考取东北农业大学硕士。但他投递一家互联网大厂，却通关五轮线上面试后，在入职审批环节被“第一学历是专科”卡住。他感慨，自己只是“第一学历不好，并不是有案底”。
无独有偶。一名北大硕士吐槽，谈好四十万年薪的私立学校岗位，档案审核时，校方发现其本科并非北大，随即要求重新面试，年薪直接下调五万元。
两起案例，目前属于单方面说法，有待涉事企业和单位回应，不过已再度将“第一学历”这道门槛放于公众视野。
这条门槛最锋利的地方，纸面上没这概念，现实里却通行。原因不复杂，律师的解读很直白，这属于“不友好”的招聘行为，道德上有争议，民事上很难追责。代价全归个人，企业几乎零成本，这样的情况怎么可能不遍地开花。
但这种多轮面试后的后置否决，不只是打碎个人期待，更造成求职者沉没成本巨大。
用工自主权不等于随意设限。企业拥有挑选人才的权利，但权利的边界，应该是招聘条件应当事前完整公示，而不是藏在总部内部规则里。这不是合理筛选，而是招聘中的信息不对称。门槛写在明处，市场自会筛选，愿意接受的人来投，不愿接受的人省下五轮面试的时间，要求求职者为自己看不见的规则负责，本身就是把责任放错了位置。
对此，不能只停留在倡导层面。监管需要细化规则，明确要求用人单位完整公示全部录用条件，不得在面试结束、入职审批阶段新增事前未告知的学历限制；畅通投诉核查渠道，对这种“明松暗紧”的招聘套路开展监督。
“第一学历”的隐形门槛，要看见，更要有约束。而这道约束最该先立的地方，就是后置否决：门槛可以高，但必须在门口；规则可以严，但不能事后追加。
企业可以挑人，但不该在别人断了后路之后，才把规则掏出来。
潇湘晨报·晨视频记者向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