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史：1800—1860》翻译自苏联史学巨著《从古至今苏联史》第四卷，由知名苏联历史学家法捷耶夫等编著，详细阐述了1800年至1861年农奴制改革前俄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发展情况。书中探究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和运动，如十二月党人起义、农奴反抗运动，以及影响俄国历史进程的两次战争——1812年卫国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全书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史料夯实，书中收录118张图片和一份大事年表，有助于读者更清晰地了解俄国历史事件中的重要人物，战争状况和经济、文化发展情况。
《俄国史：1800—1860》，［苏联］A.B.法捷耶夫 等编著，邓沛勇、王目坤、凌 洁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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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服饰风格和出行习惯的变化
和以前一样，这一时期俄国的服饰风格存在等级特征。贵族最先做出改变，他们开始学习英法等国，平民不太注重这些时尚，城市的穷人和农村农民的穿着差别不大。但此时俄国人服装的裁剪和设计出现了变化，依据其条件和等级的不同而出现差异。
俄国贵族头戴扑粉假发，穿着华丽坎肩、短裤和最新巴黎款式带扣鞋的时代早已过去。法国大革命后，这种穿着打扮消失了，俄国贵族也很快抛弃了这种穿着。
在18世纪90年代中期，花花公子们已经穿着高领短燕尾服和又长又宽的裤子走在涅夫斯基大街上，小圆帽和大翻领靴子与这种“革命服装”相得益彰。这种穿着激怒了保守的俄国贵族和庇护他们的法国保皇党。在保罗一世统治时期，俄国严禁这种穿衣风格。保罗一世去世后，禁令被废除，人们扔掉了辫子和假发，燕尾服和短发圆帽成为新时尚。
与此同时，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彼得堡时尚达人更喜欢新的宽松麻布连衣裙，搭配古希腊罗马式的长衬衫。据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人回忆说：“这些带有爱琴海和台伯河沿岸记忆的服装，在塞纳河上恢复并在涅瓦河上受到追捧”，因此许多“来自俄国的村姑变成了罗马的贵妇”。即使非常保守的人也承认“这些新式连衣裙更适合年轻女性，因为穿上可以彰显其美妙的身姿和可爱的造型”。
这些“仿古风格”连衣裙同时还会搭配戴着金发箍或其他头饰的新发型、浅色围巾和披肩、尖头软鞋，腿上有系带。彼得堡的芭蕾舞娘好不容易才掌握了这种时尚的步态，柔和并平稳地向前滑行。
1812年，为了彰显爱国主义，俄国贵族暂时放弃了法国的穿衣风格，开始模仿普通农民的穿着，甚至身着粗麻布萨拉凡裙装出现在了宫廷舞会上，但这种风格持续时间很短。战后，一种紧身剪裁的新型连衣裙开始兴起。很长一段时间内，贵族圈的女性都被困于紧身胸衣与束腰之中，该风格未来几十年间都没有改变。
男士服装在1812—1815年战争后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大量的常礼服取代了优雅的彩色燕尾服。与此同时，许多年轻人开始在这种常礼服的基础上穿上格子马甲、佩戴彩色围巾，试图模仿当时的时尚浪漫英雄拜伦和沃尔特斯科特。而燕尾服则成了纪念服装，只在隆重纪念日的时候才穿上。
商人和小市民的穿衣风格变化较慢。小市民们大多数时候仍穿着彩色布制成的长袍，19世纪30—50年代，商人摒弃了长袍，改为长大衣。富有的小资产阶级开始穿麻鞋，“俄国靴子”也取代了高皮靴筒。商人开始打领带，剪掉长胡须，这在当时来说是一种大胆尝试。
穿旧式无袖长裙（萨拉凡）的年轻商妇越来越少。有些人不敢穿紧身的时髦衣服，继续穿长裙，在肩上系一个宽大的缎带。带飘带的盾环头饰逐渐被抛弃了，随之兴起了时尚小帽和蕾丝帽。喜欢鲜艳色彩的商妇经常穿着带有黄色褶边的蓝色连衣裙，肩上披着一条绣着花的金黄色围巾，脚上穿着镶有绿色丝带的深红色鞋子。
在改革前，俄国城市家庭的室内装饰也在悄然发生改变。莫斯科附近拥有较大名气的谢列梅捷夫伯爵和尤苏波夫亲王的庄园以及彼得堡贵族的宫殿依然保留了叶卡捷琳娜统治时期的奢华风格。一些名气较小的贵族住房内从19世纪初开始出现了波斯地毯、画作和镀金镜框的镜子、昂贵的红木家具，家具上装饰着青铜和各色上等羊皮革。相比较之下，贵族经营的庄园则越来越落后，庄园的收入逐渐减少，这些地主仿佛已经预见到农奴制将要崩溃，想要尽快享用农民辛勤创造的一切。1848年，一位农奴主叹息道：“我们不放过任何一个利用农奴的机会。”描写日常生活的贵族作家写道：“每天都被所谓精致的生活搞得筋疲力尽……不止彼得堡，整个俄国社会都被浮华和奢侈感染了，每个人想的是今朝有酒今朝醉，而不是去思考生活和未来。
夏天，拥有庄园的贵族们通常会离开喧嚣的城市，到乡下家族庄园的老椴树下纳凉。只有少数地主会关心农事，察看田间劳作的情况。他们大多将事务托付给管家，自己则沉溺于各种娱乐消遣。当时的人们在谈到地主的生活时说：“地主们最喜欢秋天，到乡下打猎，抓野兔，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但生活并不枯燥，他们会经常相互拜访，一起吃喝玩乐，举办各种晚会。”这些地主就像中世纪的封建领主一样，他们身边养着小丑和滑稽演员，以吉普赛舞蹈取乐，还组建由农奴少女组成的“歌舞团”。
到了冬季，一般在圣诞节之前，这些地主们便离开庄园，前往城市生活。他们骑着大马，后面跟着一个由15—20辆货车组成的车队，车上有冷冻的鹅、鸭、鸡、猪，还有火腿、干鱼、咸牛肉、面粉、桶装黄油等。在他们出发的前一天，地主家的厨子已经带着洗碗工出发了。临走之前，他们去庄园与神父告别，得到神父的祝福后，便带着家庭成员，在士兵的护卫下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从圣诞节到谢肉节，城市的贵族经常举办舞会。如莫斯科，每天大约有50场舞会，每周二贵族会举办一次最大的舞会，参与人数高达4000人。
那些较贫穷的地主，早已将祖传的庄园抵押出去，只得在乡间度过冬夜。当然，他们也会举行各种招待会和舞会，周边无所事事的邻居们也会参与其中——“都是贪婪的无聊养出的子孙”。普希金在他著名的拉林家舞会的诗节中记录了其中一个夜晚。
这些舞会也耗费了地主们相当一部分收入。且不说那些好客的外省地主，即使在首都的贵族府邸，平日里也常有不下30位宾客同桌用餐，逢年过节时更是超过百人。
穷地主的餐桌布置并不奢华。直到19世纪，他们才开始用瓷器取代了一些用黏土烧制的器皿，用银汤匙取代了锡汤匙。舞会菜单以各种炖菜、果冻和馅饼为主。
但总体而言，研究者必须承认的是，贵族、商人和市民在饮食上是非常保守的。虽然在城市的杂货店中会售卖“来自巴黎的昂贵法国葡萄酒、蛋糕和饼干”，但在彼得堡贵族家中和餐桌上饮用的外国葡萄酒数量很少，而且仅供特定客人享用，其他人则喝蜂蜜或者格瓦斯等饮料。据当时的人们回忆说：“法国菜是晚宴上最尊贵的菜，而俄国本土菜——馅饼、果冻、波特文尼亚汤等仍然是最受欢迎的食物。”毫无疑问，在商人和小资产阶级的餐桌上，传统的俄国菜仍然是主流，即使是经常参加宴会因此烹饪也会有所创新的西伯利亚百万富商，他们也会和家人一起吃大杂烩，饮用啤酒或者格瓦斯。
在俄国人的餐桌上，喝茶还是喝咖啡取决于个人意愿。尽管喝茶的习惯在18世纪中叶才开始在俄国出现，但在19世纪初，这一习惯已在俄国各等级间普及，从贵族的餐桌到普通小酒馆，人们吃饭时都爱喝茶，而咖啡却一直未能占据主流，只有彼得堡的部分家庭中有人饮用。别林斯基写道：“彼得堡老百姓与莫斯科老百姓有些不同，除了喝酒和茶，他们还喜欢喝咖啡、抽雪茄，连边疆区农民都喜欢；而以厨师和各种女仆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彼得堡平民中的‘体面人’则认为，茶和伏特加不是必需品，但绝对不能没有咖啡……”
俄国人对于食用土豆曾有一个艰难适应的过程，早在19世纪初，很多人认为土豆是“魔鬼的苹果”，到19世纪中叶，人们对土豆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在一些大城市、西部地区和广大的农村，土豆已成为餐桌上的主食，在日常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城镇居民的家庭生活中仍然保留了很多古代的旧制，但外部街巷中的日常生活却不一样，它正在快速丧失封建制和父权制的特征。
在以前，贵族如果不使用自己的车马出行，会被认为有失体面。小贵族出门乘坐两匹马拉的马车，年长者和较高级别的贵族是四匹马，更高贵的贵族则是六匹马，没有级别的贵族则步行出门。据当时的人们回忆：“如果步行出门的贵族和乘马车出门的贵族挨着住，两人同时出门，乘马车的贵族已经走到大街上时，步行的贵族还没有走出自己的院子。”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一般没有自己的专属马车，他们出门也不会租赁马车。随着城市中普通市民数量的增加和影响力的增强，街道上的人流量明显增多。一些没有自己专属马车的小官吏开始效仿平民知识分子的出行方式，甚至一些落魄的贵族也开始放弃马车出行，一些年轻贵族也渐渐放弃了马、车等交通工具，而街道环境的改善加速了这一变化。别林斯基说：“在彼得堡生活的人们逐渐放弃了驾车，开始转为步行，因为在这里生活，步行很方便，没有山和斜坡，道路很光滑，人行道是用石板、花岗岩砌成的，宽阔平坦，一年四季都像地板一样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