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先生序》碑刻是考证李格非、李清照父女里籍问题核心文献，序文、碑刻跋语与碑阴记内容，构成联系紧密证据链，可证明他们为章丘明水人，这一结论得到学术界广泛认可。
不可否认的是，该碑刻先后经历损毁、重刻与重立的历史过程。章丘绣江隐士廉复卒于北宋元丰七年（1084），《廉先生序》撰成于次年九月。该碑最初镌刻于北宋宣和五年（1123），附刻李格非侄子李迥跋语，后遭“兵荒”毁坏，直至元代至正六年（1346）重刻，又增附廉复后人表亲——元代章丘籍政治家、文学家刘敏中所撰《廉先生石阴记》。至明代中期，因石碑失去封土，廉复后人将其移入廉坡村关帝庙保存，于是碑身留存有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二月二十四日重立主碑，廉旺、廉英一户”的信息。此后，碑文内容被明清多版《章丘县志》与清代《济南金石志》收录。该碑最终毁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八十年代的文物普查工作中发现六块残石。所幸“绣江李格非文叔序”八字刻文得以留存，其中含“绣江”字样残碑现收藏于章丘博物馆，含“李格非文叔序”字样残碑现收藏于济南博物馆。
《廉先生序》残碑拓片
近年来，有研究文章以《廉先生序》石碑刻录时间较晚为由，质疑序文为元明人伪托，试图以此消解“绣江说”即“章丘明水说”的文献基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徐北文《李清照原籍考》（2004），该文重新提出一度被冷落的“历城说”，认为：“不排除元代的廉遵谅为张大其祖德，伪造或篡改旧文的可能，因为古人为了光宗耀祖不惜作伪的事并不罕见。”该推论指向十分明确，若《廉先生序》确属伪作，则序文落款署名、跋语及碑阴记的重要线索均将丧失文献效力，“绣江说”也自然无法成立。此论一出，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至今仍有不少支持者。
然而，石碑仅为承载文字内容的媒介，石碑镌刻的年代，与石碑所载内容本身的真伪、创作年代不能混为一谈，仍需对碑文内容单独考证。从序文提及的“王文恪公”“王才叔”“胡鄢”等人名细节来看，这些人物均有史可考，据此可推知该文不应是伪作。但这一证据说服力有限，仍需找到与序文同时代的直接证据。该问题长期悬而未决。今检北宋状元黄裳《演山集》有《寄隐者》一诗，其内容与序文从地望、行迹、精神内核到人物评价形成全方位对应，结合黄裳与李格非均曾任职太学的背景，可以证明《廉先生序》为北宋真品，绝非后世伪造。
一、诗文互证
《寄隐者》云：
守道宋高士，筑室齐东鄙。
植竹看岁寒，种田助形委。
束书捐古今，抱易究生死。
不以外移内，不以行责止。
九十留童颜，湖山饱清视。
或顾先生云，时平可以起。
先生本无求，弃置如敝屣。
俄闻与物化，精一未尝毁。
汗简书逸民，义风洗贪士。
东望呈肺肝，遥泻一巵水。
黄裳（1043—1129），字冕仲，自号紫玄、演山居士，延平（今福建南平）人。北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进士第一，累官至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卒年八十七，谥忠文。其诗与李格非序文对读可发现：
其一，地望对应。序文开篇即点明廉复的隐居地为“齐东湖山之麓”，“齐东”即齐州东部，指章丘县一带；“湖山”又作“胡山”，是章丘境内的名山。诗开篇称“守道宋高士，筑室齐东鄙”，直接沿用“齐东”这一地理标志，诗中后续又有“湖山饱清视”一句，再次点出“湖山”地名。宋代史料中，尚无发现其他知名隐士以“齐东湖山之麓”为隐居地，这一专属地望的重合，可初步确定这首诗的书写对象正是廉复。
清抄本《演山集》
其二，学术追求对应。序文中颇具个人辨识度的细节，是廉复“尽束其生平所读书，置屋栋间，而独抱夫《易》以老焉”。一般隐士虽多有“不问世事”的共性，但“束书不观、专守一《易》”的行为组合，是廉复独特的人生选择与学术追求。诗中“束书捐古今，抱易究生死”一句，完全脱胎于此。“束书”对应“尽束其生平所读书”，“抱易”对应“独抱夫《易》以老”，更将序文中的“以老”引申为“究生死”，承接《易》与生命终极思考的关联。
其三，劳作生计对应。序文详载廉复隐居生计：“筑室结庐，植竹数千、木数百”“种田百亩，活十余口”，即以植竹、种田为两大核心生计。诗句将其凝练为“植竹看岁寒，种田助形委”，既保留“植竹”“种田”两个核心行为，又赋予其精神内涵。以竹之岁寒喻节操，以田间耕作契合自然性命。此种行为与寓意的化用，显然是在序文所述事实基础上的诗性升华。多数隐士不擅劳作，常致田园荒芜，正如陶渊明诗所言“草盛豆苗稀”，难免陷于清贫窘迫之境。而廉复可凭自身耕作“活十余口”，此又是他区别于一般隐士的特点。正因廉复当年躬耕立业，其后代得以繁衍，在章丘隐居地聚居形成廉坡村，村落留存至今。
其四，形貌对应。序文对廉复的年龄与相貌有明确描述：“后四十年，考其寿，当八九十，而见其犹有童颜也。”隐居四十年，年近九十而面有童颜，是廉复留给李格非的深刻印象。诗直接化用为“九十留童颜”，将序中“八九十”的约数确定为“九十”，并保留“童颜”的形貌特征。
其五，品格对应。序文以廉复原话点明其立身根本：“知不以彼之成坏易吾之诚；于家也，知不以彼之盈虚夺吾之常理；于身也，知不以思虑撄情吾之胸中。”其核心为物物而不物于物、撄宁守一的道家精神。诗作将上述意涵凝练为十字：“不以外移内，不以行责止。”“不以外移内”对应“不以成坏易诚、不以盈虚夺理”，“不以行责止”对应不以外在评价改变自身选择，二者精神内核完全一致，是对序文思想的精准概括。
其六，隐逸态度对应。序文记载两次征辟，一是友人王文恪公（按：即王陶，谥号文恪，授观文殿学士）显贵后欲举荐入朝，“度先生不可屈，乃止”；二是治平年间朝廷诏求遗逸，刺史王才叔（按：即王广渊，曾任齐州知州）欲强行征召，廉复以弟子胡鄢（按：其于熙宁三年赐进士出身）代己，终身不仕。诗对此概括为“或顾先生云，时平可以起。先生本无求，弃置如敝屣”，虽未点明具体人物，但“时平可起”对应治平求遗逸的时代背景，“弃如敝屣”对应两次拒召的坚定态度，完全符合序文的叙事内容。
其七，评价对应。序文末段云：“此正西山之饿夫，东国之逐臣，燕之屠，蜀之卜，绛县之老，有赖于仁人君子一言之时也。”即将廉复与伯夷、叔齐等前代高士并列，认为其德行有“养万物而秀嘉草”的教化之功，有待仁人君子论定。诗结尾则云“汗简书逸民，义风洗贪士”，将廉复定位为可入《逸民传》的高士，其义节之风足以涤荡贪鄙，与序文的评价高度一致。
综上，经诗文对读考证，可确认李格非《廉先生序》为真实北宋文献。《寄隐者》实系黄裳对该序文的诗化改写，堪称诗版《廉先生序》。考辨黄裳、李格非二人履历，《廉先生序》撰成的元丰八年（1085），黄裳时任汴京太学博士，职位相当于太学教授；李格非时任太学录，职位相当于太学助教，二人是往来密切的同事。结合诗末“俄闻”所体现的时间状态，以及“东望”所对应的方位推断，黄裳应在序文撰成不久后，即得知廉复的事迹，遂作《寄隐者》一诗，以抒发对廉复的敬仰与缅怀之情。
需要说明的是，《寄隐者》诗又被收录进南宋吴芾的《湖山集》，实为误收。从版本学来看，黄裳《演山集》传承有序，四库本及诸多手抄清本源自宋本；而吴芾《湖山集》至清代已经散佚，清本是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佚整理而来，此诗误入其中，很可能是辑佚者见《寄隐者》“湖山”二字而产生的误判。
黄裳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文人。与廉复相似，黄裳精研《易经》，著有《周易窥余》；晚年还主持刊刻我国第一部雕刻版道教文献集《政和万寿道藏》。他热衷丹道养生之法，以高寿善终，形象近似仙道，事迹在民间日益神化。有传说视其为紫微真人下凡，也有传言称其曾与内丹学大师张伯端交游论道。至当代，金庸《射雕英雄传》塑造他为登峰造极的武学宗师，写下引起江湖纷争的《九阴真经》，使其形象愈发奇幻。而在《寄隐者》诗中，黄裳实将“神仙中人”（李迥跋语）廉复视作人生榜样，他后来的经历印证这一点。
二、碑文中的重要线索
复考碑文，李迥跋语云：“太学诸生取其附于策断之末，传诵天下，儒者尊师之。”黄裳《寄隐者》实为该序文在太学广泛传播、深受儒生推崇的有力佐证。刘敏中《廉先生石阴记》载廉复后人回忆：“以高祖（按：即廉复）之行名治平、元丰间。”鉴于《寄隐者》创作于元丰年间，这一时间线索恰好印证记载的属实性。据此可知，廉复是当时负有盛名的隐士，当然其名望主要是身后名，离不开《廉先生序》的重要作用。出土文献又进一步印证此判断。1984年济南六里山出土《傅肇墓志铭》，铭文刻录于伪齐刘豫阜昌六年（1135），彼时李清照正避乱金华，铭文记载傅肇儿媳为“绣江太易先生复之后”。此“绣江太易先生复”即“抱易究生死”之廉复，其名号被郑重记录于铭文，这表明在他去世五十年后，仍在济南地区有影响力。
徐北文认为序文末尾署名“绣江李格非文叔序”同样涉嫌“伪造或篡改”。然据前文考证，序文正文已可确认真实可信。李格非高度评价廉复，使其声名远播，对廉复后人本有恩遇，他们全无伪造其里籍的动机，反倒理应铭记这位先祖故交的来历。《石阴记》记载廉复后人回忆：“殁而里人李格非为之序。”刘敏中继而评价二人：“二公而后，距今二百年，乡井之所同，未闻有继焉者。”“里人”与“乡井”均证明李格非与廉复是章丘同乡。可能出于以上原因，道光《章丘县志》与《济南金石志》把序文中“唯吾（缺三字）人”补阙为“唯吾为同里人”。
更为重要的是，“绣江李格非”的署名另有佐证。这一证据由学者邓红梅最先发现。在明代嘉兴人汪珂玉编写的书画过眼录《珊瑚网》中，收录有李格非观览晚唐《韩致尧手简十一帖》书法所作跋语，其文曰：“与人简牍，事尽则言止，至唐末尚然。元祐庚午（1090）三月丙子绣江李格非题。”此时李格非正任太学正。与其同代题跋此手简者，还有黄庭坚、林希、姚舜谐、蒋之奇、米友仁等十几人。序文与书法跋语两处署名可互为印证，不可能是伪造。
进一步可确认章丘“绣江李格非”即“明水李格非”的证据有二：一是《傅肇墓志铭》中“绣江太易先生复”的记载，二是李迥跋语，其曰：“迥忆昔童时，从先伯父、先考、先叔（按：即李格非）西郊纵步三里，抵茂松修竹，溪深水静，得先生之居，拜谒先生，数幸侍侧。”二者均直接指向廉复的隐居地——今日的廉坡村。前者可证隐居地处宋代绣江流域，绣江地理名称及村河位置关系至今未变。廉坡村正位于绣江源头眼明泉北侧、百脉泉西侧，此即廉复被称为“绣江太易先生复”的缘由。后者则标明李格非家族居所与隐居地的方位距离。李迥自幼便常随叔父李格非沿固定路线西郊行三里至隐居地，由此反向推断李格非家族居所位于宋代明水镇，即今日明水古城附近，仍坐落于绣江源头百脉泉一带，这便是李格非自号“绣江李格非”的原因。李格非与廉复两位“绣江”人士居所相近，恰好可解释前者对身为隐士的后者知之甚详的原因。
晚清地图中的明水镇与廉坡村
廉坡湿地公园
对于李迥跋语，徐北文提出：“跋语……非常明确地说李迥的居家所在是在章丘……也许是李迥这一支居此，而其叔格非适在看望其二哥寓所，一起访问的。不过，假如没有更具体明确的证据，这种推测是没有说服力的，反而给人以刻意寻找证据以钻空子的感觉。”这段表述本身留有相当余地，而依据结合语境理解文本的常识，徐北文也承认跋语能够说明李格非家族与廉复隐居地的位置关系。古人早有此论，万历《章丘县志》载董复亨言：“见廉处士墓碑，云里人（按：即李格非）去处士家才三四里许。”这些都是合理的阐释。
三、里籍研究中的预设谬误
纵观徐北文《李清照原籍考》全文，行文逻辑严密，层层递进，论证共分三步：一是提出《廉先生序》为廉复后人“伪造”的观点，以此削弱“绣江说”；二是考证出一条从历城流向章丘的“绣江”，以此消解“绣江”与章丘的强关联；三是卒章显志，以曲阜孔林石刻新材料中的“历下李格非”署名，坐实李格非、李清照原籍历城的结论。前两步都属于“解构”思路，占全文近五分之四的篇幅，最后一步属于“建构”思路，仅占五分之一。从行文表面看是这三步，但作者真正的构思其实始于第三步，也就是试图以“历下李格非”这一署名，彻底瓦解《廉先生序》的碑刻证据链。这种做法已经陷入逻辑层面的预设谬误，即将未经证实、存在争议甚至本身有误的假设作为论证前提，结论早已蕴含在前提之中，最终形成循环论证。此类论证方式带有较强的误导性，如果不做细致辨析，很容易落入其预设的论证框架，进而认同其结论。
实质上，徐北文论文先预设《廉先生序》为“伪造”，又预设“历下李格非”与“绣江李格非”是一真一假的对立关系，但这些预设完全不能成立，导致其行文每一步都难以经受住推敲。对此，学界已有不少辩驳。
首先，《珊瑚网》的证据可证明署名并非“伪造”。其次，徐北文的文章本身不仅没能证实《廉先生序》是“伪造或篡改旧文”，反而对元好问《济南行记》做了断章取义的引用。荣斌更是直接指出：“应该不是笔误，明显是一种主观故意。”（《李清照里籍问题二议》）这一批评相当严厉。徐北文在对“绣江”的认识上，的确存在令人费解的前后矛盾。2000年，他为章丘百脉泉龙泉寺重修撰写《龙泉赋》时，还写下“觅绣江水之渊源”“流水行云恍若易安居士之流连吟咏”；但在2004年发表的论文中，他却完全推翻自己此前的观点，提出“绣江”的源头不在百脉泉，而在历城。
龙泉寺墙壁上的徐北文《龙泉赋》
最后，曲阜孔林石刻材料记载：“提点刑狱、历下李格非，崇宁元年（1102）正月二十八日率过、迥、逅、远、迈，恭拜林冢下。”徐北文认为“历下”就等于“历城”，因此李格非真正的里籍是历城而非章丘。然而考诸史料，北宋年间“历下”的范围并不限于历城，它本身就是齐州的雅称，自然可以包含齐州下属各县。最直接的反驳材料，是北宋郭灏写于嘉祐六年（1061）的《重修夫子庙碑并序》，文中明确记载：“清平军（按：即北宋章丘县前身）实历下之属邑。”可见“历下”确实可以包含章丘。另外，成书于北宋的《宋高僧传》载“历下灵岩山寺”，由此可知“历下”也可包含长清。总之，“绣江李格非”与“历下李格非”并不对立，二者分别是县、州两级区域的里籍署名，后者包含前者。除上述证据外，本文证明李格非《廉先生序》正文是北宋文献，为完整的碑文证据链奠定牢靠基础，也击溃“伪造论”最后的防线。
近年来，“历城说”的立论者常以《贺仅墓志铭》作为支撑论据，同样存在预设谬误。这方墓志铭于2001年出土于济南南外环某工地，铭文开头刻有“左奉议郎校对秘书省黄本书籍李格非撰、和州防御推官知凤翔府麟游县事李辟非书”。铭文记载，贺仅卒于元祐二年（1087），元祐八年（1093）葬于历城黄台里。有论者认为，贺既然葬于历城，就应当是历城人；且铭文说：“散大夫贺公既卜葬，其子使来请曰：‘吾先君在里閈，于子兄弟为最敬且亲，子宜为吾先君之铭。’”论者提出“里閈”指街坊邻居，因此撰文的李格非自然就是历城人。
这一推论的谬误，在于预先默认贺仅的埋葬地就是他的里籍或居住地，此前提根本经不起推敲。首先，铭文明确记载贺仅“世为临邑人”，他及三个儿子从未在历城任职，且是去世六年后才“卜葬”于历城，迁葬的可能性很大。宋代丧葬有多种形式，除常见的原籍家族葬外，受堪舆学盛行影响，风水葬也十分流行。而贺仅不可能是原籍家族葬，铭文内容本身不支持这种说法，其墓周边也未听闻有其他同族男性成员墓出土。
将“里閈”理解为街坊邻居同样不合理。铭文开篇记载：“格非幸得拜中散公，于今二十年。”也就是说，李格非从拜见贺仅到撰写铭文，前后已有二十年，试问哪户人家“最敬且亲”的邻居会二十年才见一面？结合整篇墓志铭来看，李格非很可能与贺仅只有这一面之缘。因此，“里閈”只能理解为齐州老乡的关系。这个词也是拉近距离的一句客气话。
那么为什么称其为“最敬且亲”？答案出人意料。这篇墓志铭共记载四位李姓人物，除前文提及的李格非、李辟非外，还有贺仅的五女婿——保州军事推官李旼，以及二孙女婿——进士李迈。李迈与李迥一同出现在李格非拜谒曲阜孔林的石刻上，结合命名规律来看，他应当是李格非的侄子；李旼与李辟非名不见经传，名字却一同记载于道光《章丘县志》卷八《选举表》中，这一重要线索由章丘民间学者王繁荣较早发现。志中记载：“李辟非，和州推官，见李氏墓碑。”“李旼，徽州军事推官，见李氏墓碑。”其中李辟非的官职与墓志铭记载一致，李旼官职不同，大概率是调任所致。
结合命名规律，以及贺仅儿子平辈的叙述口吻等信息可判定，李辟非、李旼二人均应为李格非的兄长。贺仅家族与李格非家族原来是两世姻亲。二十年前，章丘李格非以布衣身份得以拜访临邑籍官员贺仅，或正是出于这层姻亲关系的人情往来。据县志“见李氏墓碑”可知，李格非家族墓地正位于章丘。这一发现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出土文献与地方志文献的互证对读，进一步为“绣江说”提供实证支撑。而据章丘当地老人回忆，明水镇南郊曾有一片家族墓地名为李家坟，可能就是李格非家族墓地所在。
宋代提倡孝道，累世同居的大家庭会得到朝廷的奖励与优待，这类大家庭的发展规模在当时达到历史顶峰。结合李迥跋记、曲阜孔林拜谒碑所记“率过、迥、逅、远、迈，恭拜林冢下”，以及河南偃师《升仙太子大殿碑》“济南李格非同侄述谒祠下”的记载可推知，李格非家族聚族而居，正是累世同居的典型；李格非常携子侄拜访名士、游览名胜，足见一家人十分和睦。另外，从所任官职判断，李旼、李辟非大概率也是进士出身。如此算来，李家至少出了李旼、李辟非、李格非、李迈四位进士。正是这样的诗书世家，才孕育出一代词宗李清照。
以往对《廉先生序》创制过程探讨不多，在此谈几点看法。从广义层面而言，序在古代是一种以刻画人物为主旨的文体，《廉先生序》无疑可视为廉复的小传。然而此传记被镌刻立于廉复墓前，又与寻常墓表不同。它仅记载廉先生在章丘的行迹，未收录其完整生平，甚至连其名号都付之阙如。序文提及创作缘由时称“子皇皇请议未及”，意指廉复之子恳请评议，然此事尚未落实。李迥跋语记载：“先生既没，先考评其为人，先叔作序以纪名实。”李格非兄长李和叔（按：可能就是李辟非）先对廉复德行作出评价，继而由李格非综合此评价与廉复行状撰写成序文。实际上，序文中正有一部分内容为李和叔评议。序文末尾称“质之区区，亦欲藉之以告，请议之伯”，其意即是以此文向乡亲们汇报，恳请当地父老前辈予以评议与考核。
从性质上看，这篇序文系当地开展乡评工作的产物，是对廉复的“盖棺定论”。古人极为看重乡评，宋代名相周必大曰“夫人之善恶，惟乡评不可掩”，乡评是论定一个人德行较为可靠的依据。这项工作一般由地方有名望的士人主持。李格非兄弟作为廉复的同乡与好友，本身又是地方名士，因而主持了此次乡评工作。同时，李格非身为同乡后辈，自始至终保持谦逊立场，故序文多使用谦敬表述。在署名上，也仅标注县域里籍，并未如墓志铭、墓表那样题写自身官职。正是因为这份乡评的存在，廉复后来得以入祀章丘乡贤祠。
百脉泉边绣江水
综合各种证据，李格非无疑是章丘明水人。“绣江李格非”这一称谓，不仅是里籍归属，更折射出一种清雅高洁的审美情趣。绣江古称百脉水，乃百脉泉群汇聚而成的常流河，上游水质清澈见底，因“芹藻浮动、水纹如绣”的灵动景致而得名。李格非性耽水景，独爱澄澈之水。他为爱女取名“清照”，源自《水经注》“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见其澄清，因名清江也”，寄托对女儿冰清玉洁品格的期盼。他所著《历下水记》，细致记录众多济南名泉。这一切，离不开家乡绣江的浸润滋养。
李清照故居前的复刻碑
廉坡村旧址中的复刻碑
如今，《廉先生序》复刻碑共有两块，一块屹立于章丘绣江河畔李清照故居门前，另一块屹立于廉坡村旧址。正如刘敏中《石阴记》所言：“故阅李之文，则见先生之高；观先生，则见李文之高。”“兹石之再刻也，皆知吾乡高人尝有此人，文人尝有此文。”石碑重新镌刻与树立，在文脉赓续的同时，让后世之人得以真切感知那段文章风骨与高尚人格交相辉映、彼此成就的动人故事。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
作者：张硕 编辑：徐征 校对：杨荷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