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之脊：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中国科学家》是一部致敬时代楷模、弘扬家国精神的精品力作，讲述了于敏、孙家栋、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等16位杰出科学家的故事，全面展现了他们无私奉献的人生，以及他们在各自领域的卓越贡献：于敏隐姓埋名数十载，铸就国之盾牌；孙家栋投身航天，托举中华飞天梦；袁隆平毕生钻研，让天下人端稳饭碗；黄旭华呕心沥血，铸就核潜艇利剑；屠呦呦攻坚克难，为世界带来“青蒿素奇迹”……他们以卓越的才华、坚定的信念、无私的奉献，构筑起共和国坚实的脊梁。
全书语言简洁凝练，配以富有感染力的插图，使复杂的科学原理与科学家的艰难奋斗历程变得直观、易懂。本书不仅是对功勋人物的致敬，更是一座精神灯塔，引领年轻一代感受科学魅力、体悟责任与使命，在轻松阅读中汲取力量、树立远大志向。
《共和国之脊：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中国科学家》，郑浩峻 编，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内文选读：
顾方舟（1926—2019年）：糖丸里的生命方舟
你知道小时候吃过的“糖丸”是谁发明的吗？就是他——顾方舟。20世纪50年代，脊髓灰质炎（也称小儿麻痹症）肆虐，许多孩子因此终身残疾。为了让中国的孩子都能接种疫苗，顾方舟带领团队在云南的深山里白手起家，住茅草屋，用煤油灯，和猴子做“室友”。疫苗研制成功后，需要一个“志愿者”来验证安全性，“我是负责人，要试，先在我身上试！”他平静而坚定地喝下了第一瓶疫苗溶液。他就是“糖丸爷爷”顾方舟。他用一颗甜甜的糖丸，守护了几代中国孩子的健康。
疫情来袭，他站了出来
1955年，江苏南通暴发了我国有记载以来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脊髓灰质炎疫情。脊髓灰质炎是一种由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特别容易感染5岁以下的小孩子。这种病毒会攻击大脑和脊髓中控制肌肉运动的神经，一旦这些神经被破坏，孩子的肌肉就可能失去力量，出现肢体瘫痪。疫情在南通迅速蔓延，报告病例1680例，其中466人死亡，许多幸存儿童留下了终身无法治愈的肢体残疾。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像一记重锤敲在顾方舟和所有防疫工作者的心上。更棘手的是，脊髓灰质炎病毒非常“狡猾”，它主要通过被污染的食物或水进入人体，也就是常说的“病从口入”。更难防的是：一个人感染后，还没发烧、尚未瘫痪，甚至看起来完全健康的时候，就已经能排出病毒传染别人了。有些人一辈子都没症状，却悄悄成了“隐形传播者”。这就带来一个大难题：等发现病例再隔离，病毒早就悄悄传开了。所以，光靠“谁病了就关起来”根本挡不住疫情。唯一的办法，是让绝大多数孩子提前获得免疫力，就像给整个社区筑起一道看不见的防护墙。
1957年，顾方舟临危受命，正式开始了脊髓灰质炎的研究工作。他被借调到上海的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协助一位苏联专家进行相关研究。科研条件十分艰苦。开展体外细胞培养所需的牛血清，当时在国外已是商品化试剂，在国内却难以获取。顾方舟认为，若照搬国外宰杀孕牛提取胎牛血清的方法，成本过高，不符合国情。为此，他带领团队创新工作方法，联系屠宰场，在母牛临产时赶赴现场采集小牛血样，以最低成本解决了血清来源问题。
1959年3月，顾方舟、闻仲权、董德祥、蒋竞武4人被派往苏联了解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制情况。当时美国科学家已经发明并上市了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但西方对中国实行疫苗禁运，所以只能通过苏联研究机构，间接了解灭活疫苗的生产情况。
在充分了解相关情况后，一个艰难的抉择摆在他们的面前：一条路线是美国已推广的灭活疫苗，虽然安全但成本极高，每人需要接种至少3针，总费用达数百元，而中国每年有1000万-2000万名新生儿，财政根本无法承担。更严峻的是，灭活疫苗需要全程冷链运输和由专业医护人员注射，这对于当时缺乏冷链基础设施、农村及偏远地区医疗资源匮乏的中国而言，几乎无法实现大规模免疫覆盖。
另一条路线是苏联采用的减毒活疫苗，其优势明显：成本低廉，可口服接种，无须冷链即可保存。然而，减毒活疫苗的风险在于毒株可能出现“毒力返祖”，存在安全隐患。但顾方舟在苏联期间，通过学术交流获得了减毒活疫苗的样品及相关技术资料，为国内研发提供了基础。
无数个夜晚，顾方舟在实验室里反复查阅文献、分析数据，与同事激烈讨论。最终，一个结合中国国情的思路在他脑中成形：中国必须走减毒活疫苗路线，但需要建立严格的生产工艺与质量控制标准，确保安全。他提出“活疫苗战略”的核心是自主生产，不仅要将疫苗成本控制在可承受范围，更要摆脱对进口的依赖，实现全民免疫屏障的构建。
这个决定，不仅关乎科学判断，更关乎亿万儿童的健康。从此，他的脚步不再停驻于北京的研究所，而是转向西南的群山深处，那里没有掌声，只有猴鸣与风声。
自己试，儿子也试
经过初步动物实验证明安全性良好的首批疫苗被生产出来后，一个更严峻的伦理问题摆在面前：谁来做第一批人体试验的志愿者？虽然动物实验过关，但疫苗作用于人体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才是最终标准。在当时的环境下，招募志愿者进行临床试验存在很大困难，也存在风险。顾方舟没有犹豫，他深知作为研究带头人，自己必须第一个承担风险。“我是负责人，要试，先在我身上试！”他平静而坚定地说。他瞒着家人，毫不犹豫地喝下了第一瓶疫苗溶液。在他的感召下，研究所的几位主要研究人员和年轻党员纷纷站了出来，加入首批人体试验志愿者的行列。
在紧张而忐忑的观察期过后，顾方舟和同事安然无恙！
初步的人体安全性得到了验证，这极大地鼓舞了整个团队。然而，对成年人安全并不能完全代表对儿童安全，尤其是目标接种人群是儿童。更大的考验来临了，如何验证疫苗对儿童的安全性？
顾方舟的目光落到了自己不满周岁的儿子顾烈东身上，这个决定需要难以想象的勇气和牺牲精神。一边是至亲骨肉，一边是千千万万亟待保护的儿童。顾方舟内心经历了痛苦的挣扎，但他深知科学需要数据，孩子是最敏感的“试金石”。没有安全的数据，就无法放心地推广给全国的儿童。
面对未知的风险，顾方舟瞒着妻子李以莞，将疫苗喂给自己的儿子。他说：“豁出去了，总要有人来试验。谁家的孩子不是孩子？拿别人的孩子做试验，我做不到。”李以莞知道后，没有埋怨他。于是，这个不满周岁的儿子成了中国首批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的受试者。
那一刻，顾方舟不是所长，不是科学家，只是一个父亲。可正是这个父亲，把怀中熟睡的婴儿轻轻放在了科学的天平上，一边是骨肉，一边是千万个尚在襁褓中的孩子。没有豪言，没有仪式，只有一勺微温的药液和一双颤抖却坚定的手。
万幸！孩子安然无恙，并且产生了预期的抗体反应！这关键的一步，终于迈过去了。疫苗的安全性在最重要的目标人群身上得到了初步验证。顾方舟和同事相拥而泣，这泪水饱含着成功的喜悦。
把疫苗做成糖丸
1960年底，经过无数次失败与改进，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自主研制的首批500万人份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终于成功生产下线！这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自主研发与生产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国家之一。
疫苗研制成功只是第一步，如何将其有效地送到每一个孩子口中，是另一个巨大的挑战。运输与储存困难、服用不便、卫生隐患等问题严重制约疫苗的推广覆盖。顾方舟意识到，如果不能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再好的疫苗也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次偶然的机会，顾方舟看到研究所的孩子们在吃糖果，吃得津津有味，毫不抗拒。这个场景瞬间点亮了他的思路：能不能把疫苗做成糖丸？这方法看似简单，实则涉及复杂的工艺创新，要将活疫苗稳定地包裹在糖衣内，同时保证在口服后糖衣能在肠道正确位置溶解释放毒株，并维持其免疫原性，难度极大。
顾方舟立即组织团队进行攻关。他们与上海信宜制药厂合作，研究糖丸的配方、制粒工艺、包衣技术。糖丸的主要成分是糖（通常是蔗糖），但需要添加辅料以保证成型和稳定性，最关键的是如何将疫苗毒株均匀混入糖基中，并确保在后续的干燥、包衣过程中活性不受破坏。他们尝试了无数种配方和工艺参数：温度高了，毒株会失活；湿度大了，糖丸会粘在一起；包衣太厚，糖丸在肠道不溶解；包衣太薄，糖丸在储存中易吸潮失效……科研人员和制药工程师反复试验，熬了无数个通宵。
终于，经过反复试验，团队在1962年成功研制出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糖丸。别看它小小一颗，外表像普通糖果，其实里面藏着科学家精心设计的“保护密码”。为了让脆弱的疫苗毒株在运输和储存中不“死掉”，他们给毒株穿上了一层甜甜的防护衣：蔗糖是外层的“盔甲”，紧紧包裹住毒株，挡住空气和湿气；山梨糖醇像小海绵，悄悄吸走多余的水分，防止糖丸受潮变软、粘在一起；明胶则像一位细心的“分发员”，把毒株均匀地固定在糖里，确保每一口都能吃到足够的有效成分。
于是，那曾令人望而生畏的药液，被裹进一层薄薄的糖衣里：糖丸呈圆形或扁圆形，通常为白色，口感香甜，孩子们非常乐于接受。这颗小小的、甜甜的糖丸成了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战役中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不仅消除了疫苗推广的技术瓶颈，更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儿童健康成长的甜蜜守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