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高仿》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甫一推出便引起关注，成为《中国艺术报》《文艺报》等媒体的重点推介新书。作者周颖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北京大学文学硕士，现供职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参与主创的电视剧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她在接受北青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希望《高仿》能像一面多棱镜，每一个侧面都折射出社会的众生态，进而叩问当下的世道人心。
《高仿》这一书名本身便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而小说从先秦青铜器研究入手，远远走出了类型小说的常规格局。
以专攻先秦青铜器研究的女主人公纪望晴的学术探索为主线，全书围绕曾侯乙编钟的铸造工艺与高级仿制技术展开，在推进故事的过程中，铺陈出主人公在学术理想与世俗风潮拉扯下的人生移位，以及面对多元情感价值时的艰难抉择。亦真亦幻的叙事笔法，将读者带入两千多年前钟鸣鼎食的随国时代，故事中还原铸钟、奏钟、赠钟、葬钟等历史场景，营造出一种奇幻的阅读体验。
书中两条辅线同样有看点：一条以虚实交织的笔触，串联两起诡秘盗墓案件的侦破过程，纪望晴的恋人、刑警队长安德远与盗墓团伙的多轮智斗情节环环相扣，悬念感拉满；另一条则以写实的笔触，刻画了纪望晴与父亲纪万诚、导师范洲子两代知识分子，在时代价值观剧烈变动的冲击下，走向截然不同人生选择的心理轨迹。
“高仿”是全书题眼，更是一记穿透时代的叩问——不止于青铜器的以假乱真，还直指一切对本真的僭越：曾侯乙编钟本身便已是对周礼规制的越界，而那些学人沽名、工匠逐利、人设造假，又何尝不是精神层面的“高仿”？可贵的是，小说并未止步于批判的锋利，最终仍指向“精神还乡”的温度。纪望晴在利益诱惑与情感拉扯中守住本心，拒绝成为“高仿”的追随者——真假博弈的深处，是对敬畏规则、尊崇本真的沉静呼唤。
《高仿》像多棱镜，折射社会的众生态
北青报：是什么契机让您决定要创作《高仿》？
周颖：促成我提笔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契机，源于我在北京大学的读研深造经历。当接过北京大学文学硕士毕业证书的那一刻，我就萌生了创作一部以青年女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的想法。
三十年来，我主要从事电视剧、戏曲、纪录片工作，首次投入长篇小说创作时，我很明白，这是对自己能否充分利用原有的艺术积累、又跳出过往叙事模式完成一次书写突围的考验。此外，也正是因为长期在媒体一线工作，有机会亲眼目睹了众多五彩斑斓的人生、正邪突变的社会角色转换过程，有很多人生感悟，这些也是我创作《高仿》的启动因素。
北青报：整部小说创作周期多久？写作过程中，哪些章节、人物、情节经过删减、重写，进行了比较大的修改？
周颖：从构思、查阅资料到完稿，前后历时五年左右，修改、打磨占了很大比重。改动最大的有两处，一是三位主人公穿越两千年古随国的戏份，初稿用很多笔墨描述了春秋晚期到战国初期随国的宫廷礼乐场面细节，二稿修改时发现这会拉扯现实主线的节奏，冲淡当代人的命运纠葛，于是做了大幅度删减，把“穿越”细节内化进梦幻中的人物命运和生死悬念，删掉了一部分铺陈场面；另外范洲子这个人物的塑造，初稿给他的“堕落”留了较多的外在原因描述，反复斟酌后，觉得当代题材的人物塑造还是要服从现实逻辑：学术精英因贪婪一步步突破法律底线，不能用过多的悲情消解他的行为，于是在这个人物的定位上做了较大的调整。几位次要人物支线也做了修改，比如纪望晴的父亲纪万诚，在第三稿中增加了笔墨，更深入地阐述了原生家庭对女主人公的深层影响。
北青报：市面上盗墓、文博题材的通俗小说非常多，您似乎刻意避开了猎奇爽文套路，选择把《高仿》写成一部兼具文史哲思考的纯文学作品。
周颖：先秦青铜器叙事，既是中华民族礼制文化和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物证和物质载体，也是民族传统审美和艺术的源头之一。书写这样的题材，我心怀敬畏。所以不想靠鬼魅异象、悬疑惊悚推动剧情，也不希望走以闯关打怪、猎奇刺激吸引读者眼球的套路。我总觉得，应该珍惜这个透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好题材。
避免堆砌考据，让史实为虚构托底
北青报：全书大量描写曾侯乙编钟、失蜡法、文物鉴定、盗墓产业链等，专业细节十分扎实，您前期做了多长时间田野调研、文献查阅？走访过哪些考古学者、文博从业者、仿古匠人？
周颖：在文献查阅过程中，李幼平先生主编的《钟鸣寰宇》、关晓武先生著的《探源溯流——青铜编钟谱写的历史》等多部专著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为了尽可能获得先秦青铜文化和曾侯乙墓出土编钟的第一手知识，我也到湖北省博物馆近距离地欣赏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和其他珍贵文物，聆听博物馆专家讲述曾侯乙墓编钟的讲究。
在这期间，随州青铜编钟复制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青铜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项绍清先生的采访资料给了我很多启发。项绍清先生长期深耕曾侯乙系列古青铜器复原仿制，从1992年起就潜心攻关曾侯乙编钟复原，吃透失蜡法铸造、合金配比、古锈作旧、一钟双音校音等全套160余项工艺，实现了可演奏的曾侯乙全套65件编钟复刻。他所仿制的青铜器物纹饰、铭文、音色都高度接近古物，广泛陈列于各地文博机构，可谓是先秦青铜器的高仿专家。
正是由于有众多丰厚的文献和青铜器仿制工匠大师们的艺术实践，落笔书写先秦青铜器制造与讲究时，我心里才有了底。
北青报：创作时如何平衡文学虚构与考古史实？哪些情节严格遵循史料，哪些是基于现实进行的艺术化加工？
周颖：关于文物形制、先秦编钟礼乐制度、失蜡铸造工艺、随国历史事件等，全部来自专家们的考古资料。而小说中犯罪分子的盗墓手段及细节，还有公安机关与其斗智斗勇侦查破案的桥段，则是根据真实发生过的多起盗墓案件加以戏剧化的虚构。书中主人公们十三次穿越两千多年前随国、楚国的梦境叙事，则都属于艺术虚构。我的原则是：大的历史骨架忠于史实，人物命运、戏剧冲突交给文学想象，史实为虚构情节托底，尽量做到真情实感灌注全篇，让冰冷的史料拥有人性的温度。
北青报：很多普通读者对青铜器、古礼乐很陌生，您在写作时如何兼顾专业严谨性与大众阅读的通俗性，避免文字晦涩难懂？
周颖：写作时我会刻意避免堆砌考据，努力把专业知识拆解、揉进人物的行动、对话、情感冲突当中。比如讲编钟的讲究和古代礼制，是通过女主人公纪望晴看器物、听古乐、与同行探讨的方式娓娓道来；遇到专业概念，则借助人物视角给出通俗的阐述；同时兼顾知识性和故事性，用人物命运牵引读者阅读下去，也让读者透过主人公的眼睛去认识古代青铜文明和当下社会的千姿百态。
最难的，是防止三条线索各自游离
北青报：小说采用三重叙事并行：女主学术主线、刑警探案悬疑线、两千多年前随国古文明线，为什么设计三线交织的叙事结构？写作时如何把控三条线索节奏，不让叙事散乱？
周颖：设置三条线索，是想完成三重对照：当代知识分子的职业操守与道德困境；法制社会的罪与罚；还有“礼崩乐坏”的战国初期历史环境下的宫闱叙事。三条线互为镜像。如偏重写破案过程，就会淡化历史的思辨；反之，不加节制地描述主人公梦幻的古代奇遇，又会造成当代叙事的割裂。
我觉得最大的难点就是把控三层叙事的交替节奏，防止三条线索各自游离。我落笔时先设置锚点，每一次时空跳转，都要落回到当代人物的心境与处境中来。梦幻古代叙事虽然还有更多的传奇趣事可以发挥，但如果不能紧扣现实人物的命运曲线与精神成长，就宁可放弃。
北青报：书中写主人公喝了陈酒就能穿越，这个设定非常奇巧，请问您是怎么想到这个设定的？
周颖：《聊斋志异》中，久困科考的王子安在临近放榜之前，心情既兴奋又焦虑，饮酒后梦见有人报喜，中进士、点翰林……酒醒之后才知道是黄粱一梦；《红楼梦》中第五回，贾宝玉在秦可卿房中饮“仙醪”，入梦进入太虚幻境。蒲松龄和曹雪芹等先贤早就给我们这些后来的习作者们打了样儿。《高仿》这个题材涉及两千多年前的随国往事，以陈年老酒作为由头让主人公进入梦幻之境，写起来顺理成章。
北青报：纪望晴、李晓萍、纪大奎各有不同的“穿越目的地”，那种“穿越所见即心中所执”的设计，是不是在暗示“高仿”的另一层含义——每个人看到的“古代”其实都是自己欲望的投射？
周颖：是的。同样一杯古酒，三个人坠入不一样的古随国幻境。纪望晴看见礼乐文明、命运悲惨的乐舞少女，是源于她对历史探究的执着、人文悲悯的追求；李晓萍看见的是金灿灿的郢爰和浮华富贵的场面，是她内心对物质体面的渴求；纪大奎看见古代铸钟匠人的劳动实操，对应他渴望技艺被世人认可的一面。他们遭遇的古代情景，其实是他们的内心欲望、执念投射出来的镜像。就如同我们看见的世界，很多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内心想要看见的样子。
精神层面的“高仿”对社会更有侵蚀性
北青报：书名《高仿》一语双关，既指青铜器物仿制、伪造，又隐喻人心、学术、情感的虚假，这个核心隐喻是动笔前就确立，还是写作过程中慢慢成型的？
周颖：器物层面的“高仿”，因女主人公职业的定位，是动笔之初就确定了的。延伸到人心、学术、道德层面的“高仿”隐喻，是在写作过程中慢慢生长、不断加深思考的。越往下写，越觉得器物的造假只是表象。现实生活当中人设造假、学术注水、情感伪装等这些精神层面的“高仿”对社会更有侵蚀性。随着故事情节的延伸，“高仿”二字的内涵也不断拓宽与深化，从青铜器的入土到出土的古今故事，映照到当代人精神世界的某些部分，成为全书的总题眼。
北青报：在您看来，“精神高仿”的根源是什么？
周颖：我个人觉得究其根源，是来自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不少人重结果而轻过程，重外在标签而轻内在实质。名利、流量、华丽包装，渐渐成了评判成功的标尺。当投机取巧的捷径就在眼前，便会有人选择伪装、修饰乃至造假，试图以最低的成本，换取光鲜的名望与利益。外部功利的诱惑裹挟，加上自我本心的迷失，内外交织，就可能催生出形形色色的“高仿”现象。
北青报：书中借古随国太宰卿仿制曾侯乙随葬器物，来揭示“古代僭越”，又借范洲子这个人物写了当代的某种“僭越”现象。两千多年过去了，“高仿”的本质变了吗？
周颖：我觉得古今的“高仿”相比，外在形态、时代语境都变了，但背后人性的底层逻辑，却还有着跨越千年的相通之处。古代的僭越，依托青铜礼器来完成。曾侯乙仿制周天子的仪规，太宰卿又仿制曾侯乙的礼器，这是器物层面的“高仿”，骨子里是对名分、权力的觊觎。器物是外壳，欲望才是内核。而放到今天，范洲子这样的具备专业学识的所谓学者，经不住利益诱惑，他“僭越”的不只是法律的底线，也是知识分子的职业操守、学术良知。时空早已多次迭代，但总有一些人想要用投机、伪造的手段，拿到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古今比照，一方面要看到人性恒久的弱点，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当今法治社会一直在完善规则，去约束非分的欲望。在写纪望晴职场磨难的部分时，我刻画了她不妄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迷恋不属于自己的光环，就凭自身实力去争取，熬过了孤独，也守住了本分，终于笑到了最后。
十三位殉葬舞女，让我在写作中有种“穿越”感
北青报：请讲述一两个创作时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您在创作中是否也领略过“穿越”之感？
周颖：在湖北省博物馆参观时，当我还沉浸在曾侯乙编钟的雄浑辉煌中时，一个特别扎心的画面映入眼帘，就是那些被殉葬的舞女的棺材。其实在查阅史料时我已经看到了这个记载，但当亲眼看到模拟的曾侯乙墓侧室里的十三具殉葬舞女棺材时，我久久失语。考古鉴定的数字冰冷刺骨：这十三位殉葬舞女的人骨经鉴定，多名为未成年少女，最小的仅13岁。她们的尸骨以竹席、丝织物包裹，棺内仅有木梳、小玉饰等极少随身物件，极为简朴。她们是曾国宫廷专职的乐伎、舞女，是墓主地下的“乐舞班子”。专家说这批少女是战国早期人殉制度真实的物证，史籍完全没有她们的姓名，本该是鲜活明媚、踏歌而行的年纪，却以生命殉葬。每一件出土的青铜器物都会被珍视、被赞叹、被复制，唯有这十三个鲜活的生命，成了被历史彻底隐匿的尘埃。
也正是因为这个悲伤的触动，让我在写作中有了一种“穿越”感，这个“穿越”似乎让想象长出了翅膀，带我找到了纪望晴数次梦幻“穿越”到古随国的故事主线。她作为“穿越”过来的见证人，亲眼目睹了曾侯宫中13岁的舞女舒窈与任大司乐的父亲的生离死别和起伏跌宕的命运。
北青报：您在央视做了多年编导和制片人，对您写小说有什么具体影响？有没有什么影视叙事手法，是您自觉或不自觉带进小说里的？
周颖：多年接触电视剧、戏曲，训练了我重视故事节奏的习惯，懂得搭建冲突、设置悬念，懂得用画面感去叙事、去抒情。一些写作习惯，是影像工作带给我的。我写场景，会下意识先构建画面，光影、环境、人物动作，像分镜头一样在脑海铺开。也会注重戏剧冲突的铺排，懂得把握叙事的悬念钩子。写《高仿》时，这些经验都用上了，但我也常常提醒自己：务必摆脱影像思维的束缚，用小说的叙事方式给读者讲故事。
北青报：您未来是否会继续文博、传统文化题材的文学创作？下一部作品有方向了吗？
周颖：文博等中华传统文化，是无穷的富矿，如果未来有足够的生活积累与成熟构思，我愿意继续深耕这一领域。如果哪一天再落笔写下一部作品的话，仍然希望以打通历史与现实的叙事方式，充分开掘传统文化的丰厚内涵，让自己的文学之路走得更扎实、更远。
文/本报记者 张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