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
“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知己，只有自己才真会了解自己。”在《在出版界二十年》（上海杂志公司，1938年）扉页上，张静庐写道。
张静庐（本名张继良）是民国名书商，施蛰存称他为“四马路出版界的两位霸才”之一（另一位是平襟亚）。张静庐13岁辍学，仅小学文化。他写这本书，只因作家阿英说：“要编纂一部比较相近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似乎不应该忘掉你。”
张静庐主持的光华书局是中国现代新文学重镇，推出相关著译超600种；他主持现代书局时力推左翼文学，出版了名刊《现代》等；他创建上海杂志公司时，代理发行了鲁迅、郭沫若、蒋光慈、田汉、丁玲等主编的杂志……张静庐曾说：“我自信，在民国八年（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以至于现在，对于上海出版界的向着新的一方面的推进，多少是尽过一些劳力，耗过一些脑汁，这是不可磨灭的。”
张静庐生于宁波乡村，父亲是屠夫，终生痛恨文人。张静庐15岁去上海学徒，每月仅二三十枚铜子的“月规”，因常去书店林立的棋盘街，看而买不起，被同事们嘲为“棋盘街巡阅使”。“调剂苦闷而辛劳的生活”全靠看“小书”，即租书。
整整当了三年“巡阅使”，张静庐试着写小说，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可他两天就能写完一篇小说，还真被报刊采用了。
张静庐借了几百元，试着办报，由书店代卖，因不知要收条，结账时，各书店回以“不认识你”，张静庐欠了一身债。
一次偶然机会，张静庐读天津出版的《公民日报》，竟转载了自己的小说，他写信质问，对方表示，愿聘他为副刊编辑，月薪40元。时张静庐在亲戚的酒馆中当酒保，月薪仅4元。
就这样，张静庐踏入文化圈，几番沉浮，后入泰东图书局当编辑，该书局被称为“创造社的摇篮”，郭沫若兼任编辑，与张静庐往来密切。但泰东工资太低，管理混乱，难以自养。
1924年，张静庐与老同事沈松泉、刚离开友邦保险公司的卢芳常聚，三人都面临失业之忧，决定合伙开书店。
张静庐和印刷所熟，可赊账先印；沈松泉和作者熟，能拉几部不用预付款的书稿；卢芳懂经营。当时出书，书店半年不结款，称为“账底”，去讨要，书店在各地，一家只卖几本，要到的账不够路费。有“账底”，书店才肯代售新书，三人共凑25元，只够“文具笺封招牌等”，一旦压“账底”，书店将倒闭。
上帝眷顾了张静庐一次：创造社已两年未出书，而郭沫若送来《三个叛逆的女性》和《文艺论集》，很多书店甚至预付了货款，张静庐趁机登报招股——5元可当股东，享8折购书权。出版如骑自行车，跑起来才能平稳。张静庐赌赢了，光华书局成了“文化街”四马路上的首家书店。
在当时，开书局还有一难：张静庐的“文友”陈德征任教育局长时，暗示张静庐出版的、郭沫若的《我的幼年》“内容反动”，可能会被查禁，陈德征拿出自己写的情书体小说，要两百元预付，张静庐表示从不出这种书。不久，《我的幼年》被查封，它的续集却在其他公司出版，未被查封，因同时出版了陈德征的书……
离开光华书局后，张静庐辗转回到参与创办的现代书局，正逢淞沪抗战，各书店关门，张静庐认为市场有需求，决定开门营业——当天收入即350多元，加上创《现代》月刊，一举扭转经营困境，可张静庐去四川收账时，却在报上看到，他被董事会解雇了……
张静庐被迫再次创业，这次资金更少，仅20元，但他敏锐地发现，百姓收入下降，已买不起书，杂志价低多了，缺乏专业发行公司。张静庐参与创办的上海杂志公司第三个月便收入9600元，创造了商业奇迹。
张静庐屡战屡胜，源于多年“巡阅使”经验，坚信只有“快、齐、廉”才有市场。1935年9月，他推出《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用杂志的方式出名著，50种预付“只收十五元，平均计每种只合三角”。当时许多书起印才五百本，定价这么低，销1800本才能持平保本，可其中首本《袁小修日记》两个月就翻了两版，总量达6500本。
在销售不振、竞争激烈的背景下，张静庐尽显“霸才”，因他不凭兴趣出书，善组织销售网络，在融资、广告等方面有才华。但最重要的，在于他深知读者怎么想、要什么，故总能挠到痒处。
本书不仅具有史料价值，亦有启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