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谨忆
鲁迅文学奖得主沈念最新作品，以洞庭湖为底色，书写新时代乡土中国。从《大湖消息》到《溪舟引》，沈念始终凝视洞庭湖。这一次，他以小说回应现实，在乡村振兴与时代变迁的现场，重新书写人与土地、人与河流、人与故乡之间绵延不断的联系。独具匠心的“花瓣式”结构，四个“我”共同拼接出一部完整的大湖叙事。四位叙述者彼此映照、互为补充，如同四片花瓣围绕同一个花心，既能独立成章，又共同构成一部长篇小说，在多重视角中展现一个村庄、一片湖区、一代人的命运流转。
改革开放以来，五六亿人口由乡村迁徙进城，继而是现代化进程的日益加速，文学如何回应变化的现实，如何讲述人们心中涌动的复杂情绪，如何命名前所未有的碎片和虚无，并将其放到一个更大的意义结构当中去，是每个对于在历史中写作有着清醒认知和责任的作家都必须思考和试图破局的问题。
当今文坛“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等地域性文学流派群雄逐鹿，而湖南文学似乎并未展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从而获得学界的集中辨认与命名。沈念有意识地聚焦当代乡村振兴与生态人文，试图调和传统与现代，同构乡村与城市，乃至有意识地融通中西，使不同文化在相互理解中达成对话，并生成新的美学与思想价值。其新作《溪舟引》无疑就是他交出的一份独具湖湘文化特色的时代答卷。
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所谓知人论世，是建立在生命本体论基础上，相信作家会用精神人格去照亮文本，反过来读者也可以透过文本来观照、印证作家的人生实践。因此，从对沈念的私人印象出发，开始这篇读札，大抵是不会错的。
我有幸与沈念相识经年，大概因为同属内倾型性格的缘故，交集并不算多。最开始读到《大湖消息》，心中震动，原来真有人会为了候鸟保护，数九寒天里，一次次坐着蒲滚船进入洞庭湖深处，协助执法人员抓捕那些良知泯灭的毒鸟人。候鸟在他笔下拥有了某种神性之美，与此同时，他竟会对毒鸟者不忍，怜悯其独身、穷困且寡言，“坐在隔舱板的面梁上，双手夹在两腿之间，十根手指绞在一起，指甲藏污纳垢，粗糙的皮肤像堆积着没打扫干净的鳞片。”
“‘飞行能力差的乌鸦会思考’，我愿意做思考的乌鸦，即使飞得慢，但可以对所有来自天地的飞行经历进行持续性的思考。”沈念在自述中曾这样写道。《溪舟引》后记里也有类似表达，“我何尝不是希望能有这样的写作质地，不疾不徐的叙述，不刻意雕琢的结构，语言自己生锈，语言也自己发光。也许这是一种‘笨拙’的写作观。但我本就是一个笨拙之人。”
湖南广电出品了纪录片《湘行漫记》，为拍摄《大湖消息》那集，节目组专门赴沈念的故乡洞庭湖，由他领着主持人观鸟，探麋鹿，关切渔民生计，还专门乘船去看江豚。屏幕中的沈念一如既往皱着眉头，老成、深思的模样，可当他坐在湖边草甸上开始朗诵，忽地就有了时光倒流的错觉：“那些少年结伴出游的日子，我们会沿着长堤寻找……”
湖湘儿女之热血难凉
人物往往是作家心相的碎片，所有碎片加在一起，方才构成作家本身，越复杂，自然越迷人。关于湖南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钱基博所著《近百年湖南学风》一书说：“湖南之为省……民性倔强。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文明所沾被。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具体到洞庭湖区的湘人性格，沈念也曾于访谈中详细谈到：“江湖儿女……保留着这种仗义疏财的率性，成为孕育我生命的基调和我理解世界的经验的基础。”
《歧园》中身为巴丘区文旅局局长的朱广泰，为深挖历史文化名城资源，打好文旅牌，不给老祖宗丢脸，白天到处跑，晚上回局里开会大谈创业精神，又讲如何不愧对这一湖水这一方土地，“他对涉及渔火季文旅项目的事格外上心，歧园的教育、文物、建筑等功能发挥，是他的心病。那股心火转移到别处，就是口腔溃疡、嘴角疱疹，随身杯里泡的是杭白菊加莲心，吃的是牛黄解毒丸。”
而“我”作为一年前才从街道办并入文旅局负责招商的新人，竟然在拿下海瑞思及其背后的家族资本用于改造歧园这样的大问题上敢于坚持己见，甚至跟朱广泰针锋相对，二人各执一词，闹得不欢而散，一转头“我”还跟人抱怨，你不说我不说大家都不说，难道就由着上面任意为之？
这火爆的性格，直肠子的处事方式，确实是典型的湖南人才会有的样子。
《渔火》里的叶明朗作为湘妹子的杰出代表，更是将革命的渔火、青春的渔火、现实的渔火及理想的渔火交汇于一身，可以说，她就是渔火的象征，她就是渔火本身。作为农业改革研究专业的博士，叶明朗继承并发扬了现代乡村营销理念，用一纸渔火季设计稿完成了爷爷的遗愿，赋予了乡村振兴以全新理念和浪漫色彩。
文中写到她从前念本科时的男友来自川西农村贫困家庭，为了还清借款，毕业后毫不犹豫地回到当地当了一名乡镇干部，之后在夏季山洪暴发时为救一名老人被泥石流冲走。她并没有在逝去的爱情里沉沦，而是继承遗志，一心向学。如此正直、优秀、爽朗又有担当的新一代湖南女性，试问有谁能不欣赏、不遗憾呢。
乡村振兴的传统与现代
毋庸置疑，《溪舟引》的四个中篇汇聚而成的是关于乡村振兴的长篇书写。相较于如何破局，沈念更多地将目光投向了保护、传承与形而上的思索：“人类每一步的变化，往往源于少数人的突发奇想或某个念想，依旧要解决的是人存在以来未解决的哲学终极命题。”
正因他更多地以生态的眼光在观照乡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历史建筑才是宁愿保持荒芜也不能随意改动的，空心村的盘活不是简单地装修开办民宿就可以达成的，涉及乡村改造的不只有建筑学，更要引入人类学、社会学、生态学、环境美学，以及尊重延续乡野传统的设计理念，而一间老字号酒楼的重获新生，还得从食物与人的本源上去寻找。
《歧园》自不必说，“我”因不愿看到冒进蛮干的大开发毁坏歧园的文脉气韵，陪同海瑞思一次次深入探访、拍摄，对歧园的情感渐次加深。关于建筑和环境的描述在小说当中有很多，根据这些描述甚至可以得出结论：歧园才是整篇小说真正的主角。到最后文旅局终于和海瑞思、海克文敲定方案，歧园得到保护。
无独有偶，《龙舟》的主体构架也与建筑相关。主人公是一位走出家乡的大学毕业生，因爷爷去世回家乡奔丧。作为溪舟村丁家的子孙，“我”事业遇挫，决定暂时不回北京，要到老屋住些日子。老屋这个意象在小说中既是祖祖辈辈生活的根，也是乡村的物化，更是传统文化的象征，而“我”之于老屋迸发的感情链接，意味着对新事物、新观念的接受和对新生活的向往，并不意味着要将过去全部推倒重来。
血脉觉醒后，“我”从最初的抗拒抵触到积极参与村落的设计改造工作，直至村里每家每户的灯亮起，变成一条绵延的灯廊，“仿佛看到一条大船缓缓驶向夜空的大海……灯海中游动的大船变成了一条游弋的龙舟。”这一刻，很乡土，很中国，同时也蕴含了对于未来的无限祝祷。
《造水》中，一场意外事件引发了家庭内部的情感芥蒂，更令造水楼陷入经营危机。传统餐饮金字招牌造水楼作为巴丘乃至湖湘文化的名片，如何适应新发展，融入渔火季项目所包含的“引爆夜经济”以及由此而来的文旅新业态，弘扬造水楼的饮食文化，背后指涉的问题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小说结尾处，主人公陈家川历经世事终有所领悟：“造水楼不如就推出最本味的菜，发扬传统烹饪技法。”这是对传统价值观的主动传承。
置身后现代和后全球化的语境中，不确定性日益成为普遍意义上的内外图景。窃以为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如沈念般高举理想主义旗帜的作家，以一腔热血与孤勇，重新关切、处置地方经验，回应当代人的情感序列，重建精神之塔。
《沧浪歌》有云：“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浪潮翻涌，世易时移，一切变动不居背后总有某种恒定的价值在指引，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操守与抱负正发出遥远的回响，求索之路固然漫漫，但他们无悔无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