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研究》由陈恒、乔瑜教授主编，是一部以世界历史、人类学、文化研究等学科为核心，融合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综合性学术辑刊。本辑主题为“区域研究与世界文明史的演进”，收入了陈嘉映、向荣、李永斌教授的特稿，陈博翼、刘峰、吴佩遥、康昊、陈在教和朱玫教授的专论，以及张西平、陈怀宇教授的评论文章。本辑既有对文明的宏观研究，如文明的含义及其在不同领域的意义，文明史的内涵、分期与学习意义，以及从古典研究到文明交流互鉴的转变，亦有关于东亚、东南亚、非洲、美洲等地区文明相关问题的具体研究，还有中国文献中对他国的认识，兼顾宏观与具体，包含广泛多元的区域、方法和学科。本辑通过深入细致的区域国别研究，揭示特定区域的历史发展脉络和文明演进轨迹、分析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及其影响、探讨区域文明对全球秩序的塑造作用，从而为解决当代国际问题提供历史智慧和文明思考。
《文明研究（第二辑）：区域研究与世界文明史的演进》，陈 恒、乔 瑜 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
>>内文选读：
“文明”的伦理含义与史学含义
陈嘉映
文明的两大宗用法
汉语“文明”一语来自《周易》，“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近世学者用这个词来翻译civilization。自日本学者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之后，文明作为civilization的定译，沿用至今。“文明”这个词虽然出现得很早，但在近世之前不是常用词，现代汉语的“文明”是个移植词。
现代汉语里的“文明”一词多义，诸多含义不仅看似离散，甚至互相冲突。我们有时用地域来命名一个文明，例如西方文明、印度文明；有时从时间来命名文明，例如现代文明、古代文明。“文明”有时明显是褒义词，例如文明驾驶；有时则是中性的，例如新石器文明。
若加分疏，我们大致可得“文明”的两大宗用法。方便起见，本文分别称作伦理（学）用法和史学用法。
在前一大宗用法里，文明是一个伦理—道德观念。我们说到文明社会、文明城市、文明的言谈举止，带有明显的伦理—道德评价。众所周知，文明是一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文明相对的，是野蛮、粗鲁、蛮横不讲理。文明体现在人类活动的种种层面之上，小至公共场所不事喧哗，大至以对话协商的方式而非用武力来解决国际纠纷。文明婚礼、文明驾驶、文明观赛、文明养犬，都是在伦理—道德含义上使用文明一词。用西文来表达这一含义上的文明，大致会用civilized。伦理—道德是规范性的，伦理含义上的文明也是规范性的，有一定的标准。有没有超越所有地域、时代的普世文明标准尚有争论，但人殉、虐杀妇孺之类的行为被普遍视作野蛮。根据这些标准，有些社会更加文明，有些社会更加野蛮。孔子赞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表明在孔子眼里，周代比商代文明。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里，认为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
上古族群各自把自己居住的地方视作宇宙中心，他族散落在世界的边缘。这些威廉斯所谓的“超级传统”社会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每个族群，不管在外人看来生活得怎样，都为自己的生活形态感到自豪。然而，并非每个族群都认为自己是最文明的。这是因为，作为一个伦理概念，文明是一个反思性的、比较性的概念：当人们用文明观念来观照社会生活方式的时候，他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单纯的自我中心。希罗多德热爱自己的希腊传统，但在他笔下，波斯之文明殊不亚于希腊，其繁荣大气甚或过之。文明，尤其现代文明，其突出特征是对自身文化的反思。福泽谕吉认为西欧北美的文明领先于日本，不是特例，古代日本人以中华文明为榜样的更不在少数。
历史学家则在另一宗含义上使用文明这个词，用它来指称一个广大时空中人类群体的总体生活形态。这种用法类似于“国家”这样的概念，国家固然有大有小，有的经济发达有的经济落后，有的文化昌明有的混乱无序，但“国家”这个概念本身并不包含这些评价性维度。中华文明、基督教文明、玛雅文明是一些并列的概念，并不含有哪一个在伦理—道德上更优越的评价。亚述帝国据传野蛮残暴，但史家说到亚述文明，一如说到波斯文明。也就是说，史学含义上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价值中立的。
然而，文明的伦理用法和史学用法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互相纠缠在一起，毕竟，两者在中文里是同一个词，也不妨说西文civilization和civilized是同一个词。由于这种纠缠，当今的文明概念隐含着巨大的张力。例如，在伦理—道德的意义上，文明可以得到提升，而在史学含义上，各个文明都是平等的，似乎无法谈论文明的进步。澄清文明的两大宗不同含义，有助于消解文明讨论中的一些困扰。
文明的起源
文明概念的两大宗用法之间饱含张力，这一张力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一个方面是关于文明起源的研究。
诚如福泽谕吉注意到的，文明这样的概念是相对的或曰有所对待的。作为价值观念，文明与野蛮相对，这一点十分明显，无须赘论。人们在这一含义上描述社会生活，遂有文明社会与蛮族社会的区分。在进化史观的背景下，这一区分自然而然被用于历史：人类一开始生活在原始蒙昧的社会里，在历史的某个节点上，人类进入了文明社会。这就是所谓文明起源的问题。
文明起源曾经是文明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在绪论之后的第一部就是用来讨论文明起源的。汤因比区分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所立的标准是“模仿的方向”：在原始社会里，人们模仿的对象是他们的祖辈，所以，在原始社会里，传统习惯占有统治地位，社会也因此是静止的。在文明社会里，人们模仿的对象是富有创造精神的人物，因此，社会沿着一条变化和生长的道路前进。汤因比对史学研究有巨大影响，但很少有史家采用他的标准来区分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史学界更多关注的是另外一些要素。
从西文civilization的词根来看，文明的一个要素是城市。城市之光就像文明之光，惹得乡下人艳羡，古人说，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直到今天，“城里人”仍然含有文明人之意，“乡下人”则土头土脑。今天所知最早的一个大城市是幼发拉底河畔的乌鲁克，据考，约6000年前，这座城市已有5万—10万居民，构成了苏美尔文明的核心。在我们这里，二里头遗址显示，距今3500—3800年前，这里已经有一个面积广大、形制规整的城市，很可能是一个广域国家的都城。乌鲁克和二里头可以分别被视作苏美尔文明和华夏文明的起源地。与城市相连，人们还常常提到初期文明的另一些要素，例如宫室建筑、阶级分化等等。
文字通常被学界列为文明的又一要素。“文明”这个词里有个“文”字，普通人首先会把它理解为“文字”，识文断字也跟文明/文化连到一起。文字最早也是由苏美尔人发明出来的，他们最早使用的是图画文字，大约5500—5000年前发展成为楔形文字。
考古—历史学界更广泛的共识是用青铜铸造来界定文明的起源。已知最早的青铜器是一把雕有狮子形象的大型铜刀，同样出土于苏美尔地区，铸造的时间距今约6000年。在中国，青铜器物的铸造和使用也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在张光直看来，这也是中国文明发端的时间。张光直本人致力于研究青铜器，其主旨本来就在于了解“中国的历史是如何开始的”，而“中国青铜时代这个概念与古代中国文明这个概念之间相合到几乎可以互换的程度”。
城市、文字、青铜器，它们是从不同角度来界定文明的。这些要素无论是单独一个还是合在一起，都不足以界定初期文明。二里头文明迄今没有发现文字，玛雅文明只有极为零星的青铜器。而且，整个文明起源的讨论都基于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的区别，这一区别背后隐藏着文明与原始—野蛮的伦理评价，当史学努力减少评价性，这一区别本身就显得可疑了。当今主流史学更多把石器制造、青铜器和铁器的铸造视作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说到底，为什么使用石器意味着不开化而铸造青铜器就是文明呢？于是，石器的制造和使用也被视作文明的一种形态，从而产生了“新石器文明”这样的概念。“文明”于是完全成为一个价值中立的概念，“文明起源”的讨论于是也随之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