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人文似乎是理解世界的两种不可通约的方式——如今已经成为老生常谈的“两种文化”之争，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能给今人怎样的启发？近日，《万古》杂志编辑萨姆·德雷瑟（Sam Dresser）撰文回溯C.P.斯诺和F.R.利维斯半个多世纪前的争论，揭示内中矛盾的真正所在。
德雷瑟引英国小说家安东尼·鲍威尔的说法：斯诺平易近人，但相当缺乏幽默感，是那种乐于在交谈中识别笑话但绝不会自己讲笑话的人。这样一个思维刻板但工作能力非凡的人，活脱一台计算机。斯诺出身莱斯特郊区一个下层中产家庭，阶级意识强烈且热衷头衔，在1959年登上剑桥大学里德讲座发表《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之前，他一直在写半自传体小说，最后写了十一部，在当时已经出了七部。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讲演原题是《富人与穷人》，且其中论点不是第一次发表，但两年多前亮相《新政治家》杂志的时候，没有激起丝毫涟漪。
斯诺自述在1930年代接受过物理学训练，但后来成了一个广受赞誉的小说家，因此他拥有十分独特的科学与文学的双重生活，获得了对西方“知识界”的独特视角。他说自己常常白天与科学家为伴，晚上则与他们的对手方——他称为“文学知识分子”或干脆叫“知识分子”——共进晚餐：“三十年前，两种文化早已不再相互交谈，但至少他们还能隔空相视，勉强挤出一丝僵硬的微笑。如今，礼貌已荡然无存，他们只是互相扮鬼脸。”
虽然看上去他是要充当调解者，但实际上，斯诺是科学家阵营的代理人。他认为“我们每个人的个体处境都是悲剧性的，都是孤独的”，而如何回应这个残酷现实呢？他表示，一个人可以成为科学家，英勇地与必然抗争，努力让世界变得更宜居；也可以成为知识分子，顺从于命运，又怨天怨地，“沉溺于自己独特的悲剧，且让其他人连饭都吃不上”。他说知识分子的自负使他们既向往一个从未存在的昨天，又希望“未来不存在”；相反，科学家是真正的强者，“他们骨子里有未来”，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行为。而熟悉科学家的行事方式、了解他们的发现，是彻底成为现代人、完全地属于这个时代的最佳途径。
这次讲演毫不掩饰地支持科学，极具煽动性。三年后，文学教授利维斯在剑桥大学唐宁学院里士满讲座上发起回击。利维斯对学术充满热忱，是个相当严肃的人，据克莱夫·詹姆斯回忆，“他连秃头都秃得一本正经”。
利维斯的讲演标题为《两种文化？C.P.斯诺的意义》，他火力全开，称斯诺“在智力上平庸到了极点”，是一个“智力上的零”，并且“惊人地无知”。“我不能说斯诺是个小说家，他不是，但他自认为是个小说家。……他都不懂什么是小说。”利维斯这般毒舌，将辩论的焦点从战后英国知识分子生活的本质，猛然转向了对斯诺的人身攻击。大西洋两岸的人都震惊于利维斯的残忍，但在利维斯看来，斯诺已经被奉为“贤哲”，这说明知识界出了大问题。甚至如今申请入读剑桥的孩子们在申请书中都引用斯诺的演讲——仿佛斯诺能与那些他曾经以一贯的确定语气列举出的一众“伟大的英国小说家”相提并论似的。在一个崇尚伟大文学价值的世界里，斯诺肯定被嘲笑得无地自容；然而如今，他却被奉为思想领袖。利维斯看到，斯诺已然成为时代的象征，是这个时代空虚、浅薄、冷漠的典型代表。他这般讨伐斯诺，其实意在摧毁那个将斯诺捧上神坛的一整个没有灵魂的体系。这个体系背后的“技术—功利主义”讲求客观、逻辑与公式，追求严谨与确定性，追求对可解问题给出正确答案所带来的冷静满足。利维斯认为这种思维风格或生活态度让斯诺登上了他不配获得的高度，与此同时也榨干了英国文化中的活力。它忽略了“生命”，让文化变得僵化。
不过，德雷瑟引用研究者说，利维斯与斯诺其实“都信奉精英治国的理想，对平等主义的要求抱有敌意”。他们其实都是精英主义者，是骄傲的英国人，势利的自由派。
对利维斯而言，斯诺代表着对生命的否定，对生命之神秘的漠视。他认为，要展示生命本质的神秘，最好不是明确说破，而是应该借由伟大文学作品来显现。而感受那贯穿伟大文学作品的生命，是一种极其个人的体验。
德雷瑟最后说，面对五花八门的人类经验，我们有各种处理方式，也一直在对这些方式做出判断。这些不同方式会相互碰撞，有时碰撞出有意义的火花，有时则不然。但是，提出“两种文化”这个问题本身，就意味着看到人类对自身存在赋予了多重意图，看到人们对自己的劳作与探索怀有丰富而多样的期望。孰高孰下并不重要，一如威廉·詹姆斯在1907年针对哲学史所说，这“很大程度上”是“人类不同气质的冲突”。
也就是说，并没有一个问题需要去解决。人在追问中完成他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