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学者吴俊发文指出“走向世界”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一种普遍性焦虑，且似乎只有诺贝尔文学奖才能“治愈”这一“病症”。颇具戏剧性的是，同年10月，瑞典文学院正式宣布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顺势填补了国人在此奖项上的缺憾。诺奖公布后，不少学者称“中国文学终于可以放下包袱，踏踏实实发展自身”。但就近四十年来看，莫言获诺奖，其后刘慈欣摘得雨果奖、曹文轩摘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突破只是消除了国人对这些奖项的执念，作家、翻译家、批评家、出版人群体对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焦虑似乎并未得到有效缓解。若要对此现象作出解释，则可归因于上述奖项的获得没有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一条清晰的可供参照的路径，反而令“什么样的作品能够构成成功的海外传播”这一问题愈加扑朔迷离。
2023年做客俞敏洪的抖音直播间时，刘慈欣被主持人问及为何《三体》能在海外获得极大的认可。对于这一问题，刘慈欣表示自己也不甚清楚。此后，刘慈欣反复强调《三体》的成功是“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不乏偶然机遇”。作为近年来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成功案例，麦家的感受也与刘慈欣极为相似：“其中有巨大的偶然性。如果我的译者当初没有在机场书店看到我的书，她的爷爷没有从事情报工作，可能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了。”也就是说，新时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领域中这两位“走得较远”的作家在面对自身的成功时，给出的竟然是这样一份近乎“不可知论”的答案。在成功者本人都无法清晰归纳自身经验的情况下，此时再追问新时代中国文学“走出去”究竟有没有一套可被辨识、被复制的路径，似乎已经失去了获得解答的可能。与此同时，学界针对“促成成功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因素是什么”这一问题同样未能给出可供作家直接参照的清晰方案。近年，一些准则被提炼出来作为此问题的回应并获得了学界的普遍认可。例如，“本土性”被视为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能够展现出差异性及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元素，“讲好故事”则被反复确认为文学作品跨越文化壁垒的基本条件。但是这些原则本质上是从成功的作品中反向提取出的抽象“标准”，它们虽能提供一些大方向上的启示，却不能直接针对作家的创作形成手把手的指导。
内部没有可供复制的经验，外部也没有总结出一套具体指导写作的方法，正是在此背景下，创作者在探寻新时代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路径问题时便不可避免地容易陷入焦虑。与此同时，这种焦虑是结构性的：它不独属于作家群体，也不局限于某一环节，而是存在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各个阶段。从本质上来说，产生焦虑感的缘由在于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体系的过程中，因评价标准、传播机制和话语权分配均未达成共识，从而在生产、转换、推介、输出等环节普遍存在一种方法论上的不确定感，且造成这种不确定感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两个层面：
其一，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效果评估始终面临着时间上的错位。中国文学在海外图书市场的影响力需要时间的沉淀才能逐渐显现，但相应的评估机制想要看见的却是即时可见的数据。虽然近年来的确存在像麦家、刘慈欣这样译本一经推出就在海外获得极大关注的作家，但大多数写作者在海外的“被看见”还是经历了一个逐渐累积的过程。然而，版权代理人需要在一个周期内看到自身前期投入的各项成本是否获得回报，出版商则习惯根据年度销量做出相应的商业调整，这些需求均是凭借短时的数据或反馈催生出相应的决策。当滞后的传播遭遇即时的评估时，弥漫于各群体间的焦虑感自然产生。
其二，中国文学的“走出去”始终处于一个权力不对等的话语场域之中。2023年两会期间，麦家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接受访谈时曾言“中国作家很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说中国的文学作品不好”，只是因为“任何奖项都会带有感情甚至政治色彩，诺贝尔文学奖是以西方的价值观为评判标准的”。事实上不仅是诺贝尔文学奖，能否进入《纽约时报》等著名报纸的评论视野，被权威出版社选中，或是被吸纳进西方高校的文学教材，均是目前评判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重要凭证，但这些“标尺”无一不由西方文化机构所掌握。当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裁定权始终掌握在他人手中时，“怎样才算成功”便永远是一个只能由外部给出的答案。 由此，评价权力不对等便成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结构性焦虑”中最为坚硬的那层底色。
时间的错位使得当下的经验无法被即时验证，权力的不对等导致任何“成功标准”都无法由己方确立，二者叠加，致使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路径始终处于一种不可归纳、不可复制的状态。相关焦虑的根源，正在于此。在明确了这一点后，对于希望中国文学成功传播至海外的各类人群而言，缓解焦虑的方法只能是确立与这种不确定性相处的方式，或者说是积极思索如何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大环境中找到确定的努力方向。借由这一思路，应对的方式或许可从以下三个方向进行思考：
首先，新时代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路径虽然模糊，但学界始终在致力于描摹“成功者”的画像，试图为诸多文学从业者提供一种相对“确定”的事后参照标准。近年来针对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成功案例的定量分析，多从海外的图书馆馆藏数据、读者评价数据、译本数量及其语种分布等判断标准切入。只是上述评估角度的困境在于，使用者往往试图以一种尺度去丈量多种指标，例如馆藏数据仅仅回答的是“到达率”的问题，它无法告知研究者这本书究竟被翻开了几次；读者评论虽对应的是该书的反馈量，但无法完整地展示这本书究竟在读者心中留下了何种印迹。当这些有限的判断方式被用于“证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进度”时，自然造成了判断的失效。故而缓解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路径焦虑的第一步，就是承认各种量化指标的限度。每一种尺度的适用边界被厘清之后，虽然仍不能完整评估“走出去”成功与否，但至少可以让行动者不再被有限的数据“绑架”，从而卸下一部分不必要的焦虑。
其次，中国文学真正“走出去”的前提是被西方视为一种值得被严肃对待的文化形态。中国作家若想实现其作品在海外的始终“在场”，需要时刻思考自身的写作究竟能为海外读者提供一种怎样的精神资源，由此解决不同文化语境下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困境。当一位作家将自身的精力从如何“走出去”的焦虑中收回，转而追问这一问题时，他便为自己找到了一种不依赖外部验证的创作动力。在2012年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时，毕飞宇曾向记者袒露自己面对作品的海外传播的想法：“作品翻译出去了，它在哪个点上‘停下来’，当事人永远也做不了主。随它去吧。所以我说，我只对可以掌控的事情负责，写，这个我可以掌控，翻，我永远也掌控不了。”毕飞宇所强调的“只对可以掌控的事情负责”，指的就是作家要专注于对作品本身精神品质的把握。认识到这一点后，中国文学创作者在规划自身作品“走出去”的过程中才能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支点，以此抵抗由不确定感带来的恐慌。
除此以外，国内文学从业者要更主动地以协商者的姿态参与“世界文学”的讨论与建构。学者季进在《世界中的当代文学》中强调：“在‘全球世界文学’语境中，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并没有一位超然中立的仲裁者，而只有若干苦苦协商的中间人。”也就是说，每一位在场者均拥有定义“世界文学”的可能性，只是此前中国文学从业者始终处于权力不对等的场域之中难以发出自身的声音罢了。随着新时代以来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文学事业的不断发展，中国文学在海外已经取得突破性的象征资本及规模化的市场优势，这为中国文学从业者加入“世界文学”的协商队伍提供了一定的资本。只要相关人群积极走入建构“世界文学”的现场，“世界文学”便不再是一个由单一中心定义的概念，而是会转变为有国内文学从业者积极介入的，在多元对话中不断生成的共享空间。也只有如此，中国文学从业者才能卸下在“被评价”的焦虑中长时间等待结果的消极承受者身份，真正转变为“走出去”的积极行动者。
（作者系江苏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