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0世纪以来的中国与中国文学而言，“到世界去”无疑是具有贯穿性的命题，中国文学在“到世界去”的困惑与焦虑中展开了其特殊的旅程。时至今日，一方面我们似乎可凭借愈发从容的姿态重新界定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但曾经深重的焦虑并未真正散去，那个问题依旧等待着回应：中国文学真的“在世界中”吗？本期“现场”栏目，青年学者张博实、王雨将对此做出独到分析。而操乐鹏则以一个饶有意味的视角试图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渴望“被看到”的中国文学又是怎样“看”世界的。
——顾奕俊（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
漫谈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引进来”与“走出去”
张博实
1996年，在我国“改革开放”需要进一步深化的关键节点，党中央提出了“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战略：首先，要通过积极引入外来的先进经验发展自己；同时不失时机“走出去”。而这个原属于经济发展战略的精义，却同时在其他行业里被不断地重申与强调，其中文学艺术领域自是这两大举措的关键落实之处。回顾百年来现当代中国文学的演变轨迹时，能体察到“引进来”与“走出去”的互动与辩证关系。特别是对比自“改革开放”初期的70年代末迄今和百年前的“五四”前后，尤其能让大家感受到两者间交错于历史与现实深处的脉动。
某种程度上讲，20世纪70年代末域外文学“引进来”的状况，可以与“五四”时期相关状况类比。当然，“五四”前后的思想观念显得更为激进，很多知识分子甚至要“照搬西方”的观念与相关规则，重塑国人的思维方式与中国的社会秩序，试图以此让中国复兴。而再以现今的视角审视以往的很多主张，固然能体会到其具有极端且过于理想化的一面，但在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下，却有着可适用的“土壤”。毕竟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不断败于外来列强并签订不平等条约，最终在20世纪初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同时，中国不断派员到域外考察交流，目睹与国外在社会经济、军事、法治等方面的巨大差距，也让国内知识界大受震撼。在这种窘境下，加之当时国内的落后与统治阶层的腐败，文化精英自然本能地“别求新声于异邦”。很多人在上述思维方式的“指引”下，甚至觉得中国在文学写作方面也落后于列强，需要多引进、学习甚至完全“移植”外来的技法、思想，重构中国文学写作模式。
即使人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上述征引知识分子的思考方式与方法过于急躁且不切实际，但从“五四”前后与七十年代末以来的文学写作实际成就来看，知识界的普遍焦虑与外来思潮的引入，确实在客观上给中国文学注入了“活水”，促进文学写作朝着更独特的方向演进。更重要的是，优秀中国作家们在写作实践中积极地吸收外来因素的同时，也自觉地进行“本土化”、个性化的实践，让其作品更加散发出中国特质与落地的现实感。如鲁迅曾在杂文《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提到，他“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而茅盾从不避讳他对大仲马和托尔斯泰的喜爱，他更惊叹于托尔斯泰“惊人的艺术力量概括了极其纷繁的社会现象，并且揭示出各种复杂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但他们汲取外来营养的同时，却始终立足于个性与中国大地，最终写出具有中国特质的优秀作品，得到世界文学界的广泛认可。
与“五四”前后类似的情况，再次出现在八十年代前后各方面政策调整后的中国。当时的中国学人，同样面对蜂拥而至的信息与思想海洋，也如之前那样积极地学习、吸收并转化来自外部的营养。对此，阿来在其文章《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中，详细回顾了他在八十年代初的真实感受。他觉得“那时，一直被禁闭的精神之门訇然开启，不是我们走向世界，而是世界向着我们扑面而来。外部世界精神领域中的那些伟大而又新奇的成果像汹涌的浪头，像汹涌的光向着我们迎面扑来，使我们热情激荡，又使我们头晕目眩。”显然，上述的“热情激荡”与“头晕目眩”，不仅仅是阿来一个人的体悟，也是整个文化、知识群体在那个激荡年代的共鸣。他们渴望积极地吸收世界各地、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优秀文化成果，即以“他山之石”进行“中国化”改造，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或者说，他们与之前的“五四”作家相似点之一，就是期待将中国文学“现代化”，当作促进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如韩少功等也是在吸取外来经验后，将自己的文学创作根植于悠久而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土壤，尤其在叙事层面，更能借用异域的写作理念和形式进行“呼应”。他在“文化寻根”的理论思考和创作实践中，写出同“寻根宣言”相呼应的小说文本《爸爸爸》《归去来》，与阿城、郑万隆、郑义等人的一些小说文本一同成为“文化寻根小说”的标志性作品。他们认为，更新审美意识可以重新发掘民族、历史、文化的根脉，重新认识本民族自身最真实的那部分文化特征。进一步讲，无论“引进来”的内容如何冲击作家的思维，最终还体现为其文学精神及其文本的存在意义，终究无法离开作家们对中国本土历史、现实观念和人性维度的重新考量。而“中国故事”的再现，也是依赖着这些元素的重构与调和。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百年来中国文学获得的成就，显然与其“走出去”的程度不成正比，同时与“引进来”的比例也较为失衡。这其中有着各种复杂原因。除此之外，还要注意到若干不可回避的原因与事实，它们足以构成中国作家如何“走出去”的巨大挑战。首先是翻译者对文学审美的把握能力。毕竟，文学有着审美的“专属”特性，无论是对外国还是国内的翻译者，都提出了多方面的较高标准。换言之，在译本中体现出更好的审美特质，不仅要求翻译者体会作品的美感，还能对作品书写的生活、人性的细部有着深刻理解。而具有这方面“双重素质”的译者十分难觅，这往往会导致翻译文字要么生气不足，要么缺乏现实的“体感”。其次是汉语本身的复杂性与“不可译”性。当然，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相比于国际上通用的英语、西班牙语与法语等，汉语学习的难度远超上述语种，加之汉语在世界各地的通用性并没有达到预期，也导致外译汉语作品的能力大打折扣。另外，外国翻译者面对独具中国地方性的表述，以他们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都市的有限的生活经验，很难对这样的作品产生共鸣，使得作品的审美性在翻译体下大打折扣。还有就是中国本土翻译者，即使外文水平再高，也很难灵活运用与别国文化相适配的文学审美方式，即很难用外文表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译文，如此导致读者寥寥，难以迅速达到中国文学在“走出去”战略方面的预期。
虽然中国文学“走出去”面临多方面挑战，但我们要坚定一个最基本的认知，那就是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在自身努力与“引进来”策略的助推下已然获得了可观的成就，足以成为世界文学秩序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第一性”的审美价值之确立，更成为“走出去”战略的基础。换言之，百年来中国文学“走出去”，是在第一阶层——审美价值——得到确立后，衍生出第二阶层的问题。这些疑难亟需中国软、硬实力的不断增长与时间的积累，才能逐渐得到相应的完善。同时按照历时性的维度来看，目前中国文学作品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力，较之前相比确实有着重大进展。
总之，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文学继续保持如“五四”前后与七十年代末以来的写作锐气，不断通过“引进来”吸收各种异质元素，提升自身的审美属性与创作灵感，为作品“走出去”奠定美学上的基础。另一方面，人们也希望中国文学的“软实力”能在“走出去”过程中，凝聚全球的审美共识，彼此摒除不必要的偏见与隔阂，让世界各地的读者深入了解、理解来自中国大地之上的“神奇故事”。无疑，后者更需要时间的积累与历史的沉淀，这样才能逐渐与“引进来”所带来的成就相协调，最终实现两者的“双飞”。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