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理行
文学翻译中的忠实，似乎是个无须讨论的问题：古今中外的翻译家，谁的翻译会违背这个原则呢？在读到翻译家王理行的论著《文学翻译探索》之前，笔者曾经听过他的一次讲座。当时觉得，他的文学翻译的全面忠实观是在对严复“信达雅”翻译观的修正和补充。王理行不提“达”“雅”两个维度，只留存“信”，还扩展为“全面忠实”，道理何在，依据何在？
细读王理行的《文学翻译探索》一书后，笔者先前对他的文学翻译的全面忠实观疑虑渐消。他曾写过《忠实是文学翻译的目标和标准》一文，从文学性的视角，将忠实确定为文学翻译的唯一目标和标准。笔者这才知道，不该是问题的忠实性原则在古今中外的文学翻译实践中却成了问题，而且是很大的问题。
在《文学翻译还需要忠实吗？》一文中，王理行重点论述了曾助力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著名翻译家葛浩文的翻译。葛浩文为适应英语世界读者的阅读习惯和趣味，对莫言的作品常常是“连译带改”，这在王理行看来，不值得提倡。葛浩文“连译带改”的翻译受到过一些中国作家的抵制。比如，旅美作家高尔泰发现葛浩文对他的原作“连译带改”之后，坚决拒绝了葛浩文的译文，而是另请愿意全面忠实于他的作品的翻译家来译，译作出版之后大获成功。值得注意的是，因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葛浩文在收获无数赞美的同时也受到大量批评之后，在翻译中也开始“一字不改”地忠实于原作了。王理行相信，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假以时日，从林纾开始至今的现当代外国文学中译趋向于越来越接近原作，中国文学外译也将趋向于越来越忠实于原作。
文学翻译的全面忠实观要求译者对原作不要随意进行增、删、改，不要脱离原作加入译者主观性的内容并进行凸显译者个性的创造或曰再创作，不要不顾原作的个性、旨意而片面地要求译作达到自己心目中的美。王理行很赞赏小说家余华对于文学翻译的态度。余华曾明确反对译者随意删改他的作品，认为尊重原著是翻译的底线，指出：“在文学翻译作品中做一些内科式的治疗是应该的，打打针、吃吃药，但是我不赞成动外科手术，截掉一条大腿、切掉一个肺……”
在原作风格的忠实上，王理行指出，原作华丽，译作却平实、口语化，甚至淡如开水，这是不忠实；原作是生活化、口语化的朴实语言，到了译作中却变成了辞藻华丽，语言刻意求工，甚至之乎者也，也是不忠实。原作中结构繁复、关系复杂、意义深奥晦涩的长句，到译作中成了结构简单、意义简明的简洁短句，朗朗上口，这是不忠实；反之亦然。原作中含义模糊之处，译文中尽量不要明晰化。原作中具有多种理解可能性之处，译文中也应尽量保留，尽量不要以译者的一种理解取代多种理解可能性，从而限制读者的理解和想象。王理行很注重原作语言风格的传递，明确反对在译文中过多使用汉语四字格结构，尤其是成语。他认为，有的成语适当地用在译文中会令人称妙，但成语在译文中应慎用，决不能刻意多用，因为频繁套用已有固定意义的成语，势必使原文的意义有所损失或歪曲。过多使用四字结构，很可能与原文语言特色不符。使用具有浓郁中国文化色彩与积淀的成语、习语，甚至会误导一些读者，使之产生语言文化上的错位。由此可见，王理行反对在文学翻译中一味追求“达”和“雅”，而译文“达”和“雅”的程度，要依原文来定。
文学翻译的全面忠实观既可以是文学翻译实践的目标，也可以是文学翻译批评的标准。基于文学翻译的全面忠实观，王理行进而提出，优秀的译作既要经得起读，又要经得起对。是否经得起读，就是不对照原文，光看译作，从译文本身得出的印象和结论。如果不对照原作，光看译作就可发现大量令人无法容忍的错误，如汉语语法错误，佶屈聱牙，大量常识性错误，语句前言不搭后语，一部作品中同一人名、地名前后出现多种译法等，那就是不合格的译作。一部经得起读的译作，可能是一部出色的译作，也可能是一部失败的译作，关键还要看是否经得起对。是否经得起对，就是拿译作与原作进行对照，看看原作从内容到形式、从内涵到外延在内的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所有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在译作中得到了全面忠实的再现。如果光看译作很精彩，但一对照原作却发现，译作中的精彩在原作中找不到；原作中的精彩在译作中却不见了；原作中的大量形式和内容方面的因素在译文中已被有意或无意之中改得面目全非或丢失……这样的译作，尽管经得起读，但由于经不起对，也绝非优秀的译作。真正的忠实，真正出色的译作，是让译作在目标语中焕发原作的生命力，而非削足适履或画蛇添足。这种生命力的焕发，依赖于译者对原作肌理的深度体察与再创造能力。
（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