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马尔马拉海、达达尼尔海峡统称土耳其海峡，是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唯一通道，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地位十分重要。其战略走向不仅牵动黑海地区安全，也深刻影响欧亚大陆的地缘格局与大国博弈。在俄乌冲突延宕、中东安全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土耳其海峡战略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文汇报就相关话题专访了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郭长刚。
文汇报：从历史和地缘政治角度看，土耳其海峡为何对土耳其如此重要？近代以来列强围绕土耳其海峡进行了怎样的博弈？
郭长刚：土耳其海峡在15至18世纪期间被奥斯曼帝国统治，黑海一度被称为“奥斯曼湖”。自18世纪起，俄国为了寻找出海口，对奥斯曼帝国发起挑战。1774年，在俄土战争中获胜的俄国与奥斯曼签订《库楚克-凯纳吉条约》，获得通过海峡的商业航行权。之后，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也获得这种特权。
随着俄国势力不断向黑海北岸扩张并于1783年吞并克里米亚，俄国的南进势头引起英国的担忧，英国开始以维持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为托词，对抗俄国的扩张。进入19世纪后，土耳其海峡问题被纳入欧洲国际体系。先后签订的《达达尼尔条约》《伦敦海峡公约》《巴黎海峡公约》等，均禁止外国军舰通行海峡。其结果就是沙俄的黑海舰队被封禁于黑海，无法与其他军队形成联动，日俄战争俄国落败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此有关。
1920年，英国放弃了19世纪阻遏俄国进入地中海的“关闭海峡”原则，主张“海峡自由论”，支持海峡地区“自由化”和“非军事化”，旨在可以自由进入黑海，以增强对苏俄的战略威慑。土耳其革命成功后，以《洛桑条约》规定海峡地区实行非军事化，商业航行自由，军舰也可在相关规则下通行。
随着1930年代欧洲法西斯势力的崛起，土耳其推动签署的《蒙特勒公约》规定：商船通行自由；撤销海峡委员会，其职责由土耳其行使；土耳其获准重新武装海峡地区。土耳其确保了对海峡的主权，并在通行规则上获取了更大发言权。
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又对海峡提出了主权和领土主张，使得土耳其迅速向美国和西方安全体系靠拢，并于1952年加入北约。
总而言之，土耳其海峡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近代以来成为列强觊觎和争夺的目标。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导致了对海峡的失控，英法等欧洲强国为控制海峡，签署了一系列有关土耳其海峡的条约、公约等，其中包括迄今仍然有效的《蒙特勒公约》。该公约确保了土耳其对海峡区域的主权，但海峡的通行规则需依据“公约”的规定，并非由土耳其政府自主决定和管理。
博斯普鲁斯海峡作为土耳其海峡的组成部分，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地位十分重要。图为一艘巴拿马籍货轮行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 视觉中国
文汇报：俄乌冲突在哪些方面改变了土耳其的对外关系、安全环境和地区角色？
郭长刚：俄乌冲突给土耳其带来的最大“收益”应该是安全环境的改变。直观上看，俄乌冲突使黑海从“后方”变“前线”，黑海成为高风险区域，土耳其直接受到冲突外溢的影响，但从历史纵深来看，并非如此。
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曾断言，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欧亚帝国。俄乌冲突是否意味着俄罗斯坠入了某种“布热津斯基陷阱”仍难以判断，但随着乌克兰维持持续作战能力、欧盟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以及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远程打击范围不断扩大，俄罗斯要重新将乌克兰纳入自身主导的战略空间已愈发困难。无论战后乌克兰能否正式加入欧盟或北约，只要其进一步嵌入西方政治、安全和军事体系，俄罗斯在黑海方向面临的战略压力都可能长期上升。从这一意义上看，三百多年来一直悬在奥斯曼（土耳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似乎正在被卸下，而从大战略的角度看，土耳其的安全环境理论上得到了巨大的改善。
8月8日，在黑海遭到无人机袭击、船体受损的商船“娜代日达”号停靠在土耳其萨姆松港。 新华社发
文汇报：安全环境的改善是否同步放大了土耳其的地区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可持续吗？
郭长刚：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异常活跃，可谓是长袖善舞，进退自如：土耳其是少数能同时与俄乌双方保持沟通的北约国家，曾与联合国共同斡旋促成黑海粮食协议；在芬兰、瑞典加入北约事宜上，甚至把北约也狠狠“拿捏”了一把。可以说，俄乌冲突放大了土耳其的地区影响力，似乎让土耳其成为地区事务的“关键支点”，土耳其进而把这种影响力投射到其他地区，如中东、高加索、非洲之角等，甚至还试图在美国与伊朗之间扮演调解者角色。但是，俄乌冲突对土耳其地区影响力的提升恐怕只能是一时的浮华，土耳其在地区格局塑造中真正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还受到与其他地区大国以及域外势力尤其是美国、欧盟关系的影响和约束。
在俄乌冲突中，土耳其的策略似乎是在复刻二战期间的“中立”政策。土耳其拒绝加入西方对俄制裁，维持与俄罗斯的贸易、旅游和能源合作，并继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对话；与此同时，在政治和外交层面又高调支持乌克兰，并与乌克兰进行军事技术合作。
至于跟北约、欧盟的关系，土耳其威胁对芬兰、瑞典入约行使否决权，已经被怀疑是“俄罗斯在北约的卧底”，甚至还有“把土耳其驱逐出北约”的呼声。可以说，俄乌冲突之后，土耳其与北约的罅隙越来越大。对于欧盟而言，其久久不能成为欧盟成员这一事实已经是最好的答案。欧洲政策研究中心曾发布题为《西方应该如何跟一个有抱负的中等强国打交道》的政策简报，认为土耳其既要维系与西方的传统制度性联系，又要深化与俄罗斯的互利合作，并利用自身地理位置和外交灵活性提高自主性。对于这种“忠诚可以标价的盟友”，充其量只能是“功能和工具型关系”，而无法成为基于平等和规则基础上的“伙伴”或“成员”关系。
8月7日，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左）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后合影。 新华社发
文汇报：从土耳其视角看，当前外交与安全政策面临的主要机遇、约束和不确定性分别是什么？
郭长刚：2023年以来，中东格局的剧变为土耳其提供了重大战略机遇；随着特朗普政府推动欧洲承担更多防务责任、欧洲加速加强自身防务能力，土耳其在欧洲安全讨论中的战略价值也有所上升；面对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所带来的百年变局，志在推动世界秩序变革的土耳其更是迎来了战略机遇期。但是，能否把机遇转变为战略自主和国家安全利益的提升，成为全球新秩序的积极建构者，还要依赖一套行之有效的对外政策战略。恰恰是在外交战略方面，土耳其似乎表现出巨大的不确定性，并对其地区和全球角色形成约束。
不确定性的最突出表现是土耳其的“信任赤字”，“投机主义外交”是贴在其身上的典型标签。前面提到的阻碍芬兰、瑞典入约是一个案例；购买俄制S-400以增加对美国和北约的谈判筹码，是另一个事例。一个将“交易外交”玩到极致的土耳其，难以获得欧盟、北约、美国的信任，“信任赤字”将对土耳其的地区角色乃至更广泛国际事务中的角色扮演形成巨大约束。
不确定性的第二个方面在于土耳其的大国志向与自身能力之间的差距。应该承认，土耳其正在扩大其在伊拉克、利比亚、高加索以及非洲很多地区的存在，对巴尔干和中亚的渗透也在增加。但在高加索地区，土耳其不仅要面对伊朗的竞争，更受制于亚美尼亚与美国等国共同建设的运输走廊；在中亚，尽管土耳其影响力在上升，但缺乏欧盟能够带来的资本，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立场也显示出安卡拉在中亚并不能完全主导这些国家的外交选择；在巴尔干，随着欧洲国家国防开支增加，土耳其安全提供者的愿望也可能被平衡；在叙利亚，土耳其的影响力也不能与美国和海湾国家比拟，更何况还遇到了新的以色列问题。虽然土耳其在伊拉克、利比亚以及非洲之角看似一家独大，但远未达到支配的程度。因此，土耳其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影响力不断增长的说法，更多是一种叙事，而不是事实。
不确定性的第三个表现是“大战略”的模糊不清，使得土耳其在地区事务中不断“制造”敌人。第一个例子就是《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签订。美以伊冲突中，伊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杠杆”，在战略上极大地提升了在该地区的影响，甚至形成了连锁威慑。在这一新的战略形势下，土耳其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平衡伊朗影响的意图昭然若揭。这与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后土耳其依托“巴格达条约组织”，对冲纳赛尔埃及及阿拉伯民族主义影响如出一辙。创建或加入这样的组织，土耳其唯一的战略“收益”恐怕就是向伊朗、以色列和希腊发出错误信号，引发对自己的新的敌意。这种缺乏清晰边界的战略扩张，往往使周边国家将土耳其视为潜在竞争者。土以关系的变化就是另一例。本来2023年9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纽约的会面预示着土以关系新的重大和解，但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双方关系再度破裂。土以关系恶化，削弱了双方处理叙利亚利益冲突的政治互信，从而使原本就存在的战略分歧更加尖锐。如果土耳其采取平衡路线，或许土以在叙利亚也不会形成如此的冲突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