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东海全面开捕，这意味着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正式结束。
这一天，是渔民的大日子。舟山市展茅街道螺门村的渔民们三三两两提着塑料袋、盆子从村里步行到码头，登船出海。人群中，没有看到老张的身影。
不久前，老张因为落水失踪11天后又回到家。他到底经历了什么？老张一家人没开口，外人谁也说不明白。有人惊呼是个奇迹，有人猜测真相一定平平无奇。老张回来后闭门谢客，邻居、村民、记者，没有人听他亲口讲述。
因为老张，人们开始注意到这个叫做螺门的小村。少有人知的是，这里一度被称为“小香港”，繁荣的捕鱼业，让这个小村一度获得国家级嘉奖，村里人生活优渥，“人人都是万元户”。远至湖南、四川等地的人赶来当渔民。
不过时过境迁，传统渔业已逐渐没落。 村里的渔民都已六七十岁，他们依旧沿着祖祖辈辈出海的路线，在风浪里讨生活。子辈几乎没有人再愿意当渔民。包括老张在内的这群人，是村里最后一代渔民。
老张落水失踪后回家的故事，或许是这个村有关出海最后的“传奇”。
△9月16日，螺门村的渔民们准备登船出海。
开捕日：老渔民登船出海，人群中不见老张身影
每年开捕日的中午12点，舟山市区的人们总会聚集在连接东港与朱家尖岛的跨海大桥上，等待大批渔船拔锚启航的壮观景象。海面上千帆竞发，一艘艘渔船劈开海面，浪花飞扬，仿佛丰收的喜悦已经提前来到。
△从沈家门渔港扬帆开捕的渔船。来源：共享联盟·普陀 陈冬立 摄
相比舟山的热闹，螺门村的开捕日显得寂寥。
10点左右，一些渔民陆续提着塑料袋、拿着盆子，从村里往港口方向走。渔民们三五结队，有的有家人相送。记者在现场并没有看到老张。
△螺门村的渔民们往码头走。
陈大叔（化姓）和同伴正在往港口赶。他双手各提一个塑料袋，里面是香烟、饮料。陈大叔今年61岁，18岁开始捕鱼。他告诉记者，在高峰时期，螺门村有两百多艘渔船，每次出海一条船有二十多个船员，而现在，全村只剩三十多艘渔船，一条船只有八九个船员。“现在船少，渔民也少。”陈大叔说。渔民跟着船长单干，工资高的时候一个月20000元，低的时候12000元。
这个收入水平比起在外打工来说高了不少，但陈大叔坦言：“太苦了，晚上不能睡觉的！”夜晚不能睡觉是常态，十天半个月，甚至一个多月在海上漂泊，没有信号，不能和家人联系，加剧了内心的孤单。“我们没得选，是爷爷、爸爸传下来的，爸不传下来我是不会捕鱼的。”陈大叔说。
陈大叔的同伴们已经聚集在港口前一个集装箱改成的小店，店里摆放着很多成箱的饮料。船长和一些船员已经到了。
△上船要带的物资。
船长今年也已经60岁，大多数渔民都是这个年龄，村里年纪最小的渔民也有五十多岁了。常年在海上劳累，渔民们皮肤黝黑，但体魄强健，很多人六十岁了依然一头黑发。
△船长。
外来的渔民：靠捕鱼还清债务，养活一家四口
螺门村的渔民在减少，一些外地人却被吸引过来。河南、安徽、四川、湖南来的外地人来到螺门，成为渔民。船长告诉记者，外地人大多是上船当小工，技术性的工种还是本地渔民更能胜任。“现在小工也少了。”船长说。
王阿姨（化姓）来送丈夫出海。“他每次出海我都要骑电瓶车来送他。”她提前给丈夫买了牛奶、水果。夫妻俩是安徽阜阳人。二十多年前，丈夫听说当渔民工资高，决定离开家乡，王阿姨也跟着来到了螺门，一住就是二十多年，两个女儿都在这里长大。
△王阿姨（化姓）的丈夫准备登船。
△来送行的王阿姨（化姓）。
“以前家里就3亩地，靠种地根本不行，村里人办喜事都没钱凑份子。”王阿姨回忆。丈夫不太会种地，也没有一技之长，但来了螺门之后，靠着捕鱼，丈夫不仅还了债，还养活了一家四口人，日子慢慢好了起来。
王阿姨知道丈夫出海辛苦，每次出海，她都要亲眼看着丈夫上船。“心疼啊！自己的男人，怎么会不想他呢？”王阿姨说。她总要叮嘱丈夫：“有台风的时候，不要站到船边。夜晚起来，也不要到船边去。”
曾经的“小香港”：螺门村人人都是“万元户”
来到螺门村的第一感受，是风大。立秋后太阳并不毒辣，海风时时刻刻送来清凉，让人觉得十分舒适。村里修建了文化广场修建了喷泉和海螺形状的雕塑，随处可见两三层的小别墅。村里十分安静，留在村里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
△螺门村十分安静，充满市井气息。
老张所居住的区域一共六排房屋，均是二层小楼，每一户房屋大小一致，整齐地排成一片方形，像是积木一般。村民们将房屋重新翻新过，大家喜欢几户人家一起找施工队，好几户房屋外观风格几乎一样。家里条件好一点的，则会购买文化石贴在外墙，房屋看起来像个小别墅。
△渔民的房屋。
赵阿姨（化姓）是老张发小，在她的印象中，老张老实、木讷，平时话很少。这里的渔民都是18岁左右就出海捕鱼，一直干到65岁。赵阿姨的丈夫也是一位渔民。
“90年代初，我们这里被称之为‘小香港’呢！”她自豪地向记者说起村里的往事，那是她记忆中螺门村的黄金时代。
舟山当地一位资深文史研究者介绍，螺门地处舟山岛东北，背靠展茅、面朝黄大洋，自古就是舟山渔场重要渔村。一开始，祖辈们是靠木帆船出海，50年代，木帆船加装柴油机，实现了机械化，渔民开始可以到外海捕鱼。再后来，老船继续改造，慢慢有了渔港、修造船配套，捕鱼业继续发展。1979年，螺门捕捞队获“全国渔业先进集体”称号，国家级领导亲授螺门“全国渔业先进单位”嘉奖令。
△秋天来了，有人开始晒鱼干。
△螺门附近海域。
80年代，当地曾有“宁嫁螺门残疾人，不嫁大展手匠人”的说法，曾被誉为“全区最富裕渔村”“全区第一个万元户村”。
“我们村那时候人人都是‘万元户’，女孩子都愿意嫁到螺门来。”一位“渔二代”徐先生告诉记者，他出生于1978年，爷爷和父亲都是渔民。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亲眼见证了村里渔业的辉煌。
一位父亲曾在螺门谋生的舟山市民这样回忆自己的中学时光，那是1991年：“班里几位螺门同学格外显眼。衣着干净时髦，谈吐大方自信，与我们山野孩子完全不同。那份从容体面，不是天生，而是渔业鼎盛、公司兴旺赋予渔村的底气与荣光。”
不愿出海的后辈：“我下定决心不要捕鱼”
90年代中期，集体统一经营体制改革，渔船由渔民合股购置，生产自主权下放，渔民投入更新更大渔船，向外海、外海渔场拓展，最远到济州岛附近海域作业。在村民们的记忆中，转制之后，活力十足，螺门迈向了属于它的黄金时代。
1993年，徐先生的父亲当上了经理，不用再出海。徐先生记得，家里的经济条件一直比较富裕，父亲成为经理后，更是衣食无忧。
但徐先生从不想成为一个渔民，他从小就听爷爷和父亲说起过海上谋生的风险。
小时候，爷爷和母亲都说起过1959年发生的吕四洋海难。当时正值小黄鱼汛期，江浙闽等五省市超5000艘渔船聚集作业，突遇10级以上大风，舟山地区230艘木帆船沉没，大量渔民遇难。“我爷爷活着回来了，但螺门死了很多人，我舅舅就死于这场海难。”徐先生说。
“我爷爷运气好，木帆船被海浪一打倾斜了，再一打倾覆了，人在船下，他游出来了，趴在木板上漂浮着，等到了政府的救援。”
徐先生的小叔也在海上遇到风浪不幸去世。“一船人全部落水，救起七八个，两个死掉了，其中一个就是我的叔叔。”
听家人说起这些事情，徐先生从小就有一个念头：“我下定决心不要捕鱼。我这人胆子很小的，我上船会晕船。”
△螺门附近海域。
徐先生考上了大专，之后进了水产公司，现在做石油生意，拥有油库和油船，为出海捕鱼的船只加油。虽然没有捕鱼，他从事的行业依然是渔业中的一环。
徐先生的弟弟曾经出海捕过鱼，现在拥有4艘渔船，成为了船老板，不再下海。开捕这天，徐先生从市区开车过来看望弟弟，他的奔驰车停在码头上。
“我们祖祖辈辈靠海吃海，如果没有渔业、没有渔船，也没有我的生意。”徐先生早已定居舟山市区，但对于老家螺门，他感情很深。父亲已经搬离螺门，但徐先生每个月都会回村两次。他深知，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离不开父辈的打拼。
螺门最后一代渔民？“没有渔民希望自己的孩子还捕鱼”
“近海的鱼越来越少了，要去更远的海域。”渔民的直观感受，也是舟山渔场近海渔业资源衰退的直接表现。20世纪初，三渔、螺渔两大集体渔业公司逐步萎缩，厂房闲置，码头萧条。
△三渔公司的指示牌还在，往里走却都是废品回收店。
螺门渔业公司也只空留大门，门牌已经斑驳。门卫室还在，里面十分凌乱。“公司早就不复存在了。”门卫大叔告诉记者。村里的渔民当年大多都是这两家公司的员工，包括老张。随着公司不复存在，渔民们开始“给船长打工”。
△螺门渔业公司只剩门牌。
曾经桅樯林立的码头已经十分冷清，即便是开捕日，码头也仅停靠着5艘渔船，一些本地渔船停靠在别处，出海的人乘着小艇上船。码头显得很寂寥，没有千帆竞发的壮观。但对于王阿姨来说，每一次送丈夫上船，都是属于她的仪式感。
数据上的对比则更加鲜明。舟山市普陀区政府官网发布的《展茅街道2025年工作总结》显示，2025年，展茅街道全年规上工业产值66亿元。而渔业方面的数据是：深化渔业现代化改革，创新完善海辰公司产供销一体模式，纳管船只52条，1-11月实现渔业产量4125吨、产值8900万元。
△螺门渔业公司的厂房已经废弃。
曾经辉煌的捕鱼业，已经是落日余晖。未来怎么办？渔民说：“把船卖掉。”不过，他们并不遗憾，没有渔民希望自己的孩子还捕鱼。
△螺门村大多是老人和孩子。
老张的儿子不是渔民，老张这一辈人是村里最后一代渔民。
“捕鱼太苦了，舍不得孩子还干这一行。”大多数渔民都这样告诉记者。至于自己，他们说：“没得选。”这或许就是他们60岁还要出海的原因：努力赚钱，让后代有得选。
老张坠海后回家的故事，或许是螺门村关于出海最后的“传奇”。
潇湘晨报·晨视频记者李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