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皖新闻讯 什么才算原始创新？好问题从哪里来？长期主义为何难以坚持？有组织科研与自由探索如何结合？9月19日，在深圳举行的第六届新基石50²论坛的“平方对话”环节，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名誉主席韩启德与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等围绕“走向原始创新之路”展开对话，韩启德的发问层层递进、切中要害，而潘建伟与何川两位科大校友也一一作答。
原始创新有三个来源
第一问：什么才算原始创新？
潘建伟认为原创有三个来源：一是实践需要，几何学就诞生于丈量土地；二是把技术推向极致时的意外，1964年，几位调试卫星接收器的工程师去不掉一种噪声，结果发现了宇宙背景辐射；三是对前人数据的归纳与抽象，如牛顿和爱因斯坦，通过对前人留下的研究进行梳理，实现了全新的理论突破。
与潘建伟同样毕业于中国科大的何川，是美国科学院院士、芝加哥大学教授，也是2023年沃尔夫化学奖获得者。何川给出了另一种标准：打开一扇门，大门小门都行，让很多人能走进来，学到以前不知道的知识；或者造出一件工具，比如基因编辑，帮大家打开更多的门。
瞄准某个研究领域的瓶颈
第二问：好问题从哪里来？
潘建伟说，要么瞄准领域的瓶颈，要么把某项技术做到全球第一。比如，前人把温度一路降低，直到零下269摄氏度制造出液氦，后人则利用此发现了超导现象。
何川则认为，好问题不是突然天降，而是来自像体育这样的长期训练，更来自相互激发的环境。
坚持长期主义要少考核
第三问：长期主义为何难以坚持？
潘建伟认为，关键在选准人、少考核、控规模。
何川认为资源不应平均分配，评审要完全从科学出发，“长期主义不是一个口号上的事。”
韩启德随后也表示，长期主义不等于一条路走到黑，适时回头审视同样重要。
前沿研究更需要的是“协作”
第四问：有组织科研与自由探索如何结合？
潘建伟认为，像“两弹一星”、曼哈顿工程、阿波罗计划这类特殊使命会很需要高度组织化。同时，自由探索可以是基础研究的主要形态，前沿研究更需要的是“协作”，重要的是创造协作的“好土壤”。
何川认为，人类基因组测序这样的有组织科研意义重大，重要经验是由科学家提出、充分论证，长期投入。
韩启德总结为：在尚未形成明确目标前不宜组织攻关性质的科研大项目，总体上仍要保护自由探索，同时加强协作。
对话结尾，韩启德邀请二位嘉宾就原始创新寄语听众。潘建伟说：“选准方向之后，过一阵子回头看一看，觉得是对的，就一直坚持走下去。”何川的回答是：“胆子要大一点，敢于去想，敢于去做。”
大皖新闻记者 项磊
编辑 崔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