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的大环境，总体上是皇帝不作为，内阁不多事，府州相对逍遥，县以下基层组织相对独立，社会相对繁荣自由。在此状况下的徽州，虽然比不上东南满园春色，却也有春天般的莺歌燕舞。
徽州古城 王政善/摄
桥梁
徽州八百多个村，每个村都有一些高大牌坊矗立。牌坊白天显得伟岸崇高，遇之文官下轿、武官下马，让族人豪迈自矜。一到晚上，则如游魂鬼魅一样隐藏在黑暗之中，让人深感压抑和紧张。让人感到放松、也最有诗意的地方，往往是村落的水口，那里有清澈的水流过，建有石桥、亭阁和水圳。
徽州的村落几乎都是临水而建，在水上，至少有一座桥。从造型上说，桥分拱桥、平桥、曲桥、梁桥；从材料上说，又分石质、木质、砖质以及木石混合等。从功能上来分，桥梁又分为廊桥、亭桥和屋桥等。歙县的西溪南古村，现今留存有二十六座古桥。从进村的水口，到穿村而行的溪流，每隔一段距离，有时候甚至是很短的距离，就有一座桥梁。类似的情况还有歙县唐模、黟县屏山、祁门阳坑、绩溪冯村等。徽州府歙县，城外有多条河流汇集，这些河流从东边、北边、西边流淌而来，较大一点的有扬之水、丰资水、布射水、丰乐河等，它们在县城西北一带合流，形成练江。练江在距县城五里路的浦口，与渐江交汇，正式成为新安江，随后继续向东南流淌。
宽阔的练江之上，有五座精美的石桥，分别是：紫阳桥、万年桥、古虹桥、黄金桥、太平桥。人们热衷于造桥，除了桥有横跨河流的便捷之外，还因为桥有隐秘的象征意义，可以连接人生“此岸”和“彼岸”。有人统计，徽州存世的有名古桥有上千座。
祠堂
嘉靖之后，雄伟宏大的祠堂如雨后的蘑菇一样出现。对比弘治《徽州府志》和嘉靖《徽州府志》就可以看出：弘治年间，徽州共修建15座祠堂。到了嘉靖年间，徽州共修建祠堂213座，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还有学者对现存的40座徽州祠堂进行调查分析，结论是都建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只有两座修建时间不明。这不是徽州独有的现象，整个东南地区都是如此。由于万历时期的政令松弛，徽州出现了很多“逾制”的三进三开的大面积建筑。它们气势非凡，像一个个巨兽般蹲伏在村落之中，引来人们的羡慕和嫉妒。建于徽州府正街当中的“许国大学士坊”尤其雄阔堂皇，其八脚四面的形制有“僭越”嫌疑，却因许国平定云南叛乱有功，万历特地恩准。当年，由于山高皇帝远，徽州有不少建筑在晚明松弛的管理中，没有按要求履行程序，属于违规建筑。如休宁溪头的“三槐堂”（王氏宗祠），建于万历三十年（1602），原有三进十一开间，大量使用五踩斗拱，立柱182根，规模远超普通品官宅邸，明显违背了礼制规定。
楼桥亭阁遍布，方便和美化了环境，也让寂静而冷清的山区变得富有诗意和温暖。
人丁
徽州府城是徽州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商业中心。人们可以在这里购买与衣食住行有关的一切东西；读书人则在这里不断参加县试、府试和院试，以获取生员资格；至于外出的人，通常在这里乘船沿新安江前往东南发达地区。徽州从府到县到镇到乡到村，处处井然有序。其中原因，除了程朱理学与宗法制度无形的支撑，徽州人较为清晰的思路和习惯，家族的荣誉感和整体感，也起到了很大作用。从古街上来看，那些上了年纪的，以及在衙门中走进走出的男人，大多一副既老谋深算、又知书达礼的模样。从外地回埠的徽商，虽有一些趾高气扬者，可大多数依旧温文尔雅、低调平实、俭朴谦和。本地男人大都话不太多，看起来勤劳、谦和而坚韧，像田埂上的黄牛一样内敛而羞怯。
徽州女子从不以容貌和温柔为美，而是以德行（娴淑、能干）为标杆。她们在街上行走时，一眼看过去就觉得贤惠精明、忍辱负重、责任感极强。徽州女人虽然名义上地位不高，却让人不敢小觑，在大家庭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无论城里还是乡下的男女，一般都会在青少年时期就结婚，在自己还不算成年人的情况下，接二连三地生下孩子。每一个家族和姓氏，都将人生的欣慰寄托于多子多孙上。官府和家族也会视这种状态为脱离潜在危险，进入正常的人生轨迹。男尊女卑，是难以撼动的，无论科举、经商、耕种、颐养，还是不可避免的暴力械斗，男人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这些，都会逼迫家族成员在生育上倾向于扩充男丁，以保证各方的利益不受损。
至于正在准备科举的读书人，通常都显得心事重重，表情凄惶，目光发直。这也难怪，他们都承载着家庭乃至家族的希望，不得不埋头于那些寡趣而乏味的书籍。虽然口口相传的科举荣光很多，可那些都是“别人家的孩子”，能高中举人进士功成名就的人一直凤毛麟角。那些放在案台和书架上的书籍，字里行间全是陈腔滥调，一副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架势，似乎从不会带来趣味、知识和快乐。晚明之时，市面上开始流传一些话本和传奇，这些有趣的读物一反经卷的单一和乏味。很多人开始真心读书了，他们到处打听和收集话本，将它们藏在背褥里枕头下，有时也跟好朋友暗地里交换阅读。
与外地相比，徽州本土几乎从未产生浪漫的爱情故事，连乡野小调也少得可怜。这种现象很是奇怪，应是程朱理学过于强大的缘故，民风中对于自由男女之情也多鄙夷。虽然也读诗，却很少见到有激情洋溢的诗人，无论官宦还是商贾，都不太看得上一个只知道写诗的人。
虽然程朱理学对于世俗生活束缚明显，可是徽州世俗生活依然很繁荣。占据市井主流的仍是低级、亲切而有用的常识。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徽州市井之中，“烂肚宝”故事流传甚广，就像杭州灵隐寺济公于民间口口相传一样。从表面上看，“烂肚宝”是徽州底层的一个街溜子，颇具喜剧色彩，经常以各式行为捉弄人，包括妇女和读书人，其实在骨子里，此人是一个离经叛道者，诸多行为可视为对“程朱故里”道学做派的嘲弄。“程朱故里”的郑重与庄严，与“烂肚宝”的促狭与恶作剧表面上看反差巨大，其实内里并不矛盾，认知高低之间的对抗，以及认知高蹈中夹杂的虚伪性和腐朽性，必定会滋生另外一种相反的力量，进而催生低级下流的逆反行为。这种状况，更像是一枚硬币的正面与反面；或者像天气的变化、阴与阳力量的转化一样。
到了晚明之时，由于经济的发展，徽商财富的回流，以及阳明“心学”的冲击，平等和自由的愿望迫切，社会上出现了某种觉醒，也出现松动，“贱民”与雇佣者的矛盾加剧，社会思潮也变得撕裂。自明朝中期开始，徽州学者分化为两个阵营：一是旧学阵营，捍卫程朱理学，代表人物有程敏政、范涞、吴汝遴、金声等，固守道统；二是由洪垣、汪道昆、潘士藻等人组成的自由派阵营，奉行阳明心学，热爱生活，倜傥不羁。两派人物经常有学术和思想上的争论，在行为方式和认知上也大不相同。这些正向和反向的社会思潮，慢慢拉动着社会的变化和进步。（赵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