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之时，虽然徽州的流动人口没有东南地区多，可也有一定的商业、服务、娱乐空间，比如酒肆、客栈、赌场，以及一些“狭邪场所”等。地方政府也在附近设置办事机构，履行征税和管理的职责。州县之下，有大大小小的较为便捷的商业集市，最有名的，是丰乐河边位居歙县西乡的岩镇，以及新安江边隶属休宁县的屯溪镇。它们虽然不是县城和州府，却属于流动的商贸码头，有着不亚于县城和州府的繁华。晚明之时，岩镇的老街就已经绵延好几里路了，那些从新安江，或者从杭徽、宣徽官道来徽州再转向西南方向的客人，喜欢顺着丰乐河上行，先在岩镇憩息盘整，再深入到某一处腹地。
徽杭古道。钱鸣/摄
集市与乡村
集市的小街一般不宽，只容得人行以及独轮车。当时最有名的，是襄成楼，这是位于丰乐河边的岩镇一处宴饮小楼。1606年，潘之恒带着“秦淮名妓”陈夜舒来徽州参加雅集，就寓居于襄成楼。岩镇还有另一座景点凤山台，这是位居丰乐河边上的一处高台，在这里可以登高望远，适合登高、宴集、赋诗、观剧。
离岩镇不远的潜口也是这样，这里是汪氏家族聚集地之一，老街长好几里地，北高南低，按人字形排开，分为上中下三部分。整条街上到处是水井，以方便人们用水。随着经济和贸易的发展，位于新安江上游率水与横江交界的屯溪，也由水路的发达形成了较大的集镇，来自周边几个县的木材都聚集在这里装船，或者捆绑成木排，随后顺江而下直到新安江下游金华和杭州等地。
市镇之下，处于城市等级结构底层的是若干规模很小的乡村草市，主要为了满足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需要，进行少量产品的交换。集市上除了饭馆、茶馆、面馆、小吃店、点心店外，还有铁匠、木匠、骟匠、理发的、耍猴的、扎花圈的、卖棺材的、卖膏药的……集市中心的角落里，常有一些落魄的读书人摆摊设点，为不识字的乡下人撰写书信、诉状。徽州虽然“文风昌盛”，科举成绩突出，可至少百分之八十的人没有教育经历。大部分青年男女都不识字，故无狂狷傲气；间或有些懵懂青年显示出某种躁动和不羁，或者传播某种异端邪说，便有“长老会”挺身而出对之以教育引导，想方设法让他回头是岸。
传统村镇家族治理，是一以贯之的“老人政治”，长老们除了本地德高望重的士绅之外，也有一些告老还乡的官宦，他们经常在祠堂里开会，研究决定村落和家族的重大事宜。乡村总体上是枯燥而寂寞的，也有一些低级简陋却深受欢迎的文化生活，比如间或有卖艺的班子、杂耍的班子、唱戏的班子来此演出。至于那些居于临水而自然形成的码头，比如歙县的渔梁、深渡，黟县的渔亭等，不仅活跃着一些“夜莺”，也活跃着一些秘密教门和帮派的成员。虽然程朱理学对于社会道德的管控极其严格，可是对于这些社会阴沟，也是徒叹奈何。
在徽州，大多数本地人一生的活动范围极窄，一生都越不过身边的几座山。集市的繁荣，让古老“走亲戚”之风蔚然成风。那些散落在不同村落的朋友和亲戚，平时难得见面，赶集市的聚会代替了花费较多的串访，让亲戚朋友交流和走动有了理由。集市上的庙宇、迎神赛会、戏班子的演出，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也成为他们认识外部世界的重要路径。
当然，即使在最富庶的晚明时期，徽州也不是“遍地流金”，富庶的商贾只属于一小部分，贫穷始终没有离开过此地。府县乡镇村落社会贫富分化严重，以歙县为例，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中，只有西乡最为富庶，县城一带基本温饱，至于南乡，由于山高石头多耕地面积少交通不便，百姓极度贫困。至于县城府城一带，街市上衣着光鲜者有之，衣衫褴褛者更多。
公共交通和公共卫生一直是一个问题。徽州最主要的交通路线是水路，几条重要的河流新安江、阊江、青弋江让徽州四通八达，新安江东流进入杭州湾，阊江西向进入鄱阳湖，青弋江北上进入长江，它们都成为徽州通向外部世界，尤其是承担运输的重要通道。除此之外，徽州还有徽宣官道、杭徽官道，以及徽州通往江西的官道，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路径。至于公共卫生，人畜的粪便都可以用来施肥，用途不成问题；厕所和粪便管理，是一个问题。由于缺乏相应的观念和设施，人们都习惯于随地吐痰，择稍偏僻处大小便，不仅会造成污染，还会经常性地引发疫情。
医学和商业
应该是程朱理学的内在影响，以及徽商财富外在助力，明朝中后期徽州医学进步很快，名声远扬，名医辈出。很多科举的失意者，纷纷弃文从医悬壶治病，有的心怀仁心著书立说、研习草药、质疑巫术，有的居心叵测伪造奇迹、编造法则、滋生迷信。科学和巫术紧密纠缠难以分辨。
嘉靖年代，曾当过御医的祁门人汪机曾被誉为全国“四大名医”之一。汪机之后名医辈出，有徐春甫、孙一奎、江瓘、吴崐、汪昂、程国彭、程文囿等，继而被称为“新安医派”，形成了独特的流派，显著的特点在于理论与临床结合紧密，将人类的疾病跟冥冥之中的力量，以及环境、气候、道德、灾祸、恐惧结合起来。因为很多医士都是儒士“半路出家”，故喜欢著书立说，将之与古代复杂无比的阴阳之道和善恶轮回结合起来，认为疾病源自失衡，治疗的目标是想方设法恢复平衡。
祁门人徐春甫是继汪机之后的又一位新安大家，曾撰《古今医统大全》100卷，与清代歙县人程杏轩的《医述》（16卷）同被列入中国十大古代医学著作。徐春甫于明隆庆二年（1568）发起组织“一体堂仁宅医会”，是我国最早的医学学术团体。休宁人孙一奎曾以医术游于公卿间，并在三吴、徽州、宜兴等地行医多年，撰《赤水玄珠》30卷，引录历代文献273种，以明证和论治有条理见长，深为后世医家推重。歙县方有执撰《伤寒论条辨》八卷，首倡错简说，开一派之先河。歙县吴崐所撰《医方考》，则是我国首部注释医方的专著。只是这些医学书籍很多讲述看起来异常高妙，可是付诸实践寻找路径却很难。这不仅是新安医学的问题，也是古典时代普遍的症结。
大部分地主住在乡下，他们谨小慎微低调处世，向农户出租其土地，或雇佣长短工耕种自己的土地，或雇佣季节性的短工收割庄稼采摘茶叶。明中期之后，由于政策和管理的松动，徽州有一些地主“灵机一动”，开始突破单一的粮食生产，以新开垦的“自留地”大力种植各类商品化的农作物，一些原先节衣缩食维持生计的地主，也以“多种经营”真正致富。其中的原因，是正儿八经地耕种粮食，税赋繁重，要想致富，必须开垦额外的土地，种植非粮产品。汪道昆在《太函集》中所撰写吴处士墓志铭中，就暴露了这一点——吴处士家有良田没有致富，因为“多种经营”，造就了“家赀巨万”。
晚明时土地兼并的情况，也跟东南地区一样严重。有一些百姓，包括小商人、小地主，会带着土地寄寓到进士大夫家中为奴为仆，目的是逃税和免役。殊不知一段时间之后，诸多受雇佣的长工和佣仆地位变得低贱，在法律上被视为贱民，相互之间的关系变得尖锐复杂。另一些依靠土地不能养活自己的人，或者“下新安”去东南城市打工，也有可能租种一些土地聊补生计。总体上来说，晚明时政策的松弛以及“不作为”的风气，让官府懒于苟政，反而给了徽州经济发展以更多的生机和可能性。商业实践、商业财富和商业精神的渗入，对于徽州社会也有相应的影响——经济、文化、人文、科技、医疗等方面有了整体进步，商业不再被视为追逐利益唯利是图，背离高尚而简单的伦理道德，它带来的社会效果，让民风摆脱懒惰与偷盗，走向勤劳和创造。 （赵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