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设计
当“展示”不再是展览的唯一目标，展览如何成为连接社会的媒介？
近年来，中国设计展览不断增长，也持续突破传统边界。从家具、海报和产品，到城市更新、地方文化、数字技术、生态环境与社会创新，设计正进入博物馆、美术馆、双年展、公共空间与社区现场。但设计如何被选择、组织和阐释，仍缺少系统讨论。谁决定哪些作品与议题值得被看见？策展是在展示成果，还是在建立一种理解技术、社会与日常生活的方式？设计策展并非简单陈列作品，而是一项涵盖研究、判断、叙事、空间、机构协作与公共传播的综合实践。
本专栏是由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汪单发起，将持续邀请来自建筑、城市、设计博物馆、视觉传达及独立实践等领域的策展人与设计从业者，以各自具有代表性的项目与工作经验为切入口，进入设计策展的真实现场。通过不同经验、方法与立场，探讨中国设计策展如何形成自身的专业路径，并参与知识生产、公共文化建设与社会议题表达。
本次对话从王乃一的策展实践出发，结合她策划的北京艺术与科技双年展 (BATB)、伦敦设计双年展、广州设计三年展等项目，以及长期研究项目“CARE”、教学实践与机构建设，讨论设计策展如何建立关系、提出问题，并在不同场域之间持续推进研究、积累方法、生成知识，进一步形成具有延展性的公共讨论。
以下是“凤凰艺术”为您带来的独家报道。
凤凰艺术：你的研究、策展与教学涉及材料、生态、科技与关怀等不同议题。这些实践背后，是否贯穿着一个持续追问的核心问题？
王乃一：这些议题看似离散——材料的物质生命、生态的缠绕关系、科技对感知的重塑、关怀的伦理政治——但在我的实践中，它们始终围绕同一个核心命题展开：在一个被技术、生态危机与逆全球化深度重塑的世界里，“我们如何共同生活？”这个追问首先在“关怀”的脉络中获得了形式。2020年，我发起了长期研究项目CARE。此后，我携百余位来自全球的跨学科设计师、建筑师、思想者与行动者，通过一系列展览、委任创作与出版展开探索。
2023年伦敦设计双年展CARE主题馆，正是这一脉络的第一次集中呈现。我试图回应一个紧迫的观察：自2020年以来，“CARE”一词在全球大流行的“例外状态”中呈现出尖锐的含义，我们经历了它在话语层面的爆炸，却几乎未将集体关怀付诸实践。古英语“caru”同时承载着关怀、关心、焦虑、悲伤、哀思、麻烦之意——所有这些语义，都与我们这个危机与生机并存的时代产生了共鸣。因此，CARE主题馆不仅通过一系列集体关怀行动探索关怀的力量，还以观念性的“关怀宣言” (Care Manifesto) 凝聚关于关怀涌动的知识与信念。展览试图为围绕关怀诸多维度的省思与行动提供滋养的土壤，让多重形态的关怀被看见、被体悟。
▲《关怀宣言》内页
这个命题在2024年首届广州设计三年展“关怀羁绊” (Matters of Care) 主题展中得到了延续和深化。“关怀羁绊”借鉴了学者玛丽亚·普伊格·德拉贝拉卡萨（María Puig de la Bellacasa）的核心观点，邀请全球跨学科设计师、建筑师重新审视关怀背后的伦理与政治，思辨关怀由人类和非人类表达和承载的多种形态，并体认其中错综复杂的意涵。24位参展者以各自的方式回应这一议题，阐释“关怀”作为一种行动、一种状态、一种关系、一种省思的诸多维度。展览为观众营造了一个“沉潜时刻”，以悲悯心和敬畏心回应世变。所以，无论是关怀、生态还是科技，它们都是同一个核心问题的不同入口：在多重危机交织的当下，我们如何重新学习共同生活？
▲ 2024年首届广州设计三年展分展览板块“关怀羁绊”展览现场
凤凰艺术：你如何理解“Research in Action”？在你的实践中，研究如何通过展览、教学、写作与公共行动持续展开？
王乃一：“Research in Action”对我来说，不是线性的“研究-产出”模式，而是一个循环往复的生成过程。
以“关怀”系列项目为例，研究始于2020年前后对“CARE”一词在危机时代语义裂变的观察。这一研究首先通过伦敦设计双年展CARE主题馆的策展实践被“行动化”——邀请全球多元领域的创作者以冥想、仪式、表演、疗愈、思辨等形式做出回应。展览不仅通过一系列集体关怀倡议探索关怀的力量，还以观念性的宣言凝聚关于关怀涌动的知识、经验、启示与信念。
展览结束后，研究并未终止。我们出版了《关怀宣言》(Care Manifesto)，邀请50位享誉国际亦深耕在地的设计师、建筑师、思想家、行动者以“I care by…”为引，述写洞见，在多学科视野与个体经验的交错共振中照见彼此，形成关怀愿景的汇流。这本书将展览中生成的对话凝固为可被持续阅读的文本。紧接着，这一研究框架被移植到广州设计三年展的“关怀羁绊”主题展中，在新的文化语境和地理坐标中接受检验。
其实这里也涉及到我们今天怎么理解“curating”这个词。将“策展”理解为“展览策划”，可能是一种翻译的简化。在拉丁语中，“curare”同时意味着照料、关怀与治愈——策展的动词“curate”、名词“curating”、形容词“curatorial”，共享着同一套语义根系：它关乎组织关系、建立联系、生成意义，而非仅仅完成一次视觉呈现。中文的“策展”将展览视作生产与制作的结果，使关怀与治愈的抽象概念、行为过程与相应关系缺席。策展不是以展览为终点的工作，而是一种面对对象、建立关系和提出问题的方式——展览是这种实践的一种呈现形式，而非它的全部。
这或许是设计策展与艺术策展之间的一个差异。艺术策展通常更多围绕艺术家、艺术作品以及艺术史的脉络展开，而设计策展所面对的关系会更加复杂。因为设计本身就连接着生产体系、技术发展、工业文化、社会结构以及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在讨论一个设计的时候，并不是简单地把一个“设计作品”放进展览空间，而是要继续追问：为什么这样的设计会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它回应了什么样的社会需求？它又改变了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它背后的材料、生产过程和技术体系意味着什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越来越觉得，设计策展其实是一种研究方法。我们通过设计对象进入一个更加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然后借助展览把原本不容易被看到的关系重新呈现出来。所以展览并不是研究的终点，它更像是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教学是这个循环中不可或缺的一环。2017年回国后，我在中央美术学院开设“设计批评与策展研究”方向的课程与教学实践。当时国内关于设计策展的方法、理论与案例研究仍相对有限。2019年，我策划、组织了“当代设计策展”系列讲座，邀请了包括保拉·安东内利（Paola Antonelli）、朱迪斯·克拉克（Judith Clark）在内的国际策展人分享他们的研究与实践。这些交流不断促使我重新审视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不同策展人的方法、文化背景与研究路径，会持续挑战你对自身实践的认知，也让你不断回到那个根本性的问题：策展，究竟是什么？
教学和策展一直不是两个完全分开的部分。课堂上的讨论，会把我在策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重新转化成研究问题；学生从他们自己的经验出发提出的回应，也会反过来影响我的策展实践。与此同时，策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的问题，又会进入课堂，成为下一轮讨论的内容。
写作其实也是一样。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很深入的研究过程，因为当你真正开始写的时候，你需要重新梳理一个问题的历史、概念和知识脉络，也会迫使自己进入另外一种思想体系的内部。很多在展览现场可以凭经验感受到的问题，到了写作的时候，就必须被重新确认和表达。所以，我理解的“Research in Action”，其实就是这样一种在展览、教学、写作和公共行动之间不断循环的工作方式。它们之间并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会不断相互转化、相互影响。
凤凰艺术：随着新的材料、合作对象与社会现实不断进入研究，策展人的立场是否也需要持续调整？这种变化如何反映在策展实践中？
王乃一：策展人的立场需要持续调整，我认为，有时候固守一个立场不是立场坚定，而是思想的惰性。我的意思是策展人的立场需要不断调整。但这种调整并不意味着策展人缺乏判断，因为策展所面对的对象始终是在变化的。新的材料、新的社会现实、不同的文化语境，包括不同的合作对象和工作关系，都会不断进入研究，也会迫使策展人重新审视自己原有的方法。如果一个人总是依赖已经形成的经验去面对新的对象，其实也可能是在放弃重新思考的可能。策展人的立场更像是一个不断被现实检验和修正的过程。你需要有自己的判断，但同时也要保持开放，让新的对象真正能够改变你的认识，而不是一开始就把它放进一个已经准备好的框架里面。这种变化最后一定会反映到策展实践中。它可能体现在你如何选择和理解对象，如何与设计师、建筑师或者不同领域的合作者建立关系，也会影响展览的叙事方式和研究路径。很多时候，策展并不是用一个已经确定的观点去证明什么，而是在不断接触新的材料和现实之后，重新确认自己究竟在问什么。
我在2021年联合伦敦设计博物馆策划了“万物生息” (Material Tales: The Life of Things) 全球首展时，关注的是“物的生命”——材料从开采、生产、使用到废弃的完整轨迹。那是一种物质视角的策展立场：让物自己说话。到了2023年伦敦设计双年展CARE主题馆，立场发生了变化——从“物”转向了“关系”。关怀不是一种属性，而是一种关系性的实践。它要求策展人不再只是展示物，而是创造让关怀得以发生的条件。再到2024年广州设计三年展“关怀羁绊”主题展，立场再次调整。面对中国本土的观众和语境，“关怀”这个概念需要被重新阐释。这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迫使策展人调整自己的概念框架。这种调整不是随意的，而是被新的材料、合作对象与社会现实所驱动的。当策展人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家、设计师、建筑师合作，当展览面对不同地域的观众，当新的生态危机或技术变革改变了问题的紧迫性——策展人的立场都将随之移动。
▲ “万物生息——后石油时代的材料与设计”于2021年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
凤凰艺术：展览也是一种设计史书写。策展人对材料的选择、取舍与组织，都会影响历史如何被理解。你如何看待策展与设计史书写之间的关系？
王乃一：展览确实是设计史书写的一种方式——而且是一种远比文字更具物质性和空间性的方式。传统的设计史书写多以线性叙事为主，将设计师、风格和经典作品串联成一条清晰的演进线索。但展览打破了这种线性。当策展人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媒介的作品并置在同一个空间中，历史不再是单一的时间线，而变成了一个多维度的网络。
2021年的“万物生息”展览追踪了材料从开采到废弃的完整生命轨迹。这种组织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历史书写——它不是在讲述“谁设计了什么”，而是在揭示物质如何在人类社会的流动中不断被赋形、消耗与转化。它将设计史从以“人”为中心的叙事，转向了一种以“物”为线索的叙事。
▲ “万物生息”展览现场
2025年深圳湾文化广场开幕大展“一个世纪的椅子：形式、功能与未来”同样如此——我通过椅子这一日常之物，勾勒出一幅由秩序、抵抗与开放交织而成的视觉图景。椅子的历史被重新组织——不是按时间顺序，而是按椅子所承载的社会关系、技术变革和文化想象。展览挣脱了线性时间与风格分类的束缚，转而构建出一个由物质、权力、身份、生态与代码交织的拓扑网络。线性叙事往往暗示着一种目的论和进步观——仿佛设计是从“原始”走向“先进”——但现实远非如此。
我们更关心的是设计如何在不同的历史、技术与文化条件下，反复协商相似的根本问题：比如“坐姿”的控制与解放，并非简单的“越来越舒适”，而是权力、劳动与身体感知之间持续的拉锯。我们早期有过线性叙事的草案，但很快意识到那会削弱椅子作为“思想装置”的潜能。策展人的每一次选择——选择什么作品、如何排列它们、如何阐释它们——都是一种书写。这种书写不是中立的。它带着策展人的价值判断、问题意识和时代关切。
▲ 深圳湾文化广场2025年展出“一个世纪的椅子：形式、功能与未来”
凤凰艺术：当材料、文献、生产过程与生态后果进入设计研究，传统设计史以设计师、风格和经典作品为中心的叙事，需要发生怎样的改变？
王乃一：这种改变是根本性的——它要求设计史从“英雄叙事”转向“生态叙事”。传统设计史多聚焦以人为中心的视角，但当材料、生产过程与生态后果进入视野，问题就变成了“物如何被制造、使用和消失”。这不是在否定人的作用，而是在重新定位它——人不再是叙事的唯一中心，而是复杂网络中的一个节点。
“万物生息”展览所追踪的，正是这种网络。一把塑料椅子的历史，不只是设计师画出草图的那一刻——还包括石油的开采、聚合物的合成、模具的制造、产品的运输、消费者的使用、以及最终它被丢弃后漫长的降解过程。每一个环节都涉及不同的行动者：工程师、物流员、消费者、回收商，甚至微生物。而在“一个世纪的椅子”展览中，“生态寓言”板块直面资源枯竭和气候危机等迫切议题。亚麻椅以生物基塑料与亚麻的热压复合，完整践行了“从摇篮到摇篮”的闭环哲学；荷兰设计师尤尔根·贝的树椅则将“完成”的权力让渡给使用者与在地环境，使每一把椅子都成为独一无二的共生契约；本土创造用贝壳、橡胶鞋底、建筑废渣3D打印公共家具，让废弃物的“前世”以肌理与色彩的方式在“今生”清晰可读。这些作品共同指向一个核心转变：椅子从被动的“人造物”，转变为积极参与碳循环、物质代谢与意义流转的生态行动者。当生态后果进入叙事，设计史就不再只是一部“进步史”。它必须同时是一部“代价史”——每一个设计决策都伴随着资源的消耗、能量的支出和废弃物的产生。这不是为了否定设计，而是为了让设计史变得更加诚实。
▲ “一个世纪的椅子：形式、功能与未来”展览现场
凤凰艺术：你曾策划多个艺术与科技双年展。双年展如何超越阶段性的成果展示，形成持续的研究、公共讨论与机构积累？
▲ 2022年首届北京艺术与科技双年展“合成生态”展览现场
王乃一：2017年，在国外生活多年后，我从伦敦回到北京，随即在中央美术学院开设策展研究课程。当时，中央美术学院正在筹备“艺术与科技”这一全新的专业方向，我也借此契机开始了一直热衷的艺术与科技领域策展工作，发起并策划了北京艺术与科技双年展 (BATB)——这也是全球首个聚焦艺术与科技的双年展。艺术与科技的关系，正在成为这个时代最需要被重新校准的认知命题之一。它既非技术乐观主义所许诺的进步叙事，也非人文主义防御性的撤退姿态，而是指向一种全新的“协商”实践——在算法的逻辑与感知的直觉之间，在数据的精确与意义的模糊之间，建立可通约的认知坐标。过去十年，我以一种近乎基建式的工作方法回应这个命题。从北京艺术与科技双年展 (BATB) 到深圳艺术与科技的双年展 (SATB)，从“合成生态”到“灵光涌现”，每一届主题都在试图捕捉这个时代最紧迫的追问。双年展构建了一个让技术与人文在同一场域中相互追问的空间——让异质的思想体系彼此暴露、碰撞与重组。这个平台所凝聚的，是一群最具实验精神的艺术家、科学家与思想者。而策展人的角色，更像是一个意义的“编织者”——在不同学科之间穿针引线，将异质的语言进行并置与重组，生成临时的、却有效的知识形态。
双年展作为一种展览机制，其结构性困境在于周期性——它天生带有“事件”的属性，却容易被简化为“每两年一次的派对”。要让双年展超越这种宿命，策展人必须将展览理解为一种持续的、生成性的认知实践，而非阶段性的成果汇报。从2022年首届北京艺术与科技双年展“合成生态” (Synthetic Ecology) 到2024年第二届“灵光涌现” (Earthwise)，每一届主题都在试图捕捉这个时代最紧迫的追问：我们如何与非人共生？我们如何与技术共存？——但追问的始终是同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如何在加速度中为沉思保留余地？
其次，双年展需要通过出版物、学术论坛和公共项目将展览中的对话凝固为可被持续使用的知识资产。最后，双年展需要建立机构积累。2024年，北京艺术与科技双年展 (BATB) 正式加入国际双年展协会 (IBA)，与全球60余个双年展和三年展建立战略合作网络。这种机构化的过程，使双年展从一个孤立的展览变成了一个持续运作的国际网络节点。
▲ 2024年第二届北京艺术与科技双年展“灵光涌现”展览现场
凤凰艺术：面对艺术、科技与生态等具有专业门槛的议题，双年展如何在保持研究深度的同时，建立公众参与和理解的路径？
王乃一：这是一个策展人每天都在面对的张力——深度与可达之间的平衡。我的经验是，不要降低思想的深度，而是降低进入的门槛。这意味着展览不需要“简化”议题，而是需要为不同知识背景的观众提供不同的“入口”。在CARE主题馆中，我们创造了一个沉浸的静谧感官空间——幽暗的光线、冥想的音乐。观众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就能“进入”这个空间。但一旦进入，他们面对的是关于关怀的政治、伦理与潜能的深层问题。空间本身不提供答案——它提出问题，激发观众思考。这种“感官先行”的策略，让专业议题通过身体经验获得一种直觉性的理解。
在艺术与科技双年展中，我们采取了类似的策略：取消预设动线，不设标准答案。观众可以在任意一件作品前开始，也可以在任何一件作品前停留。这种自由度本身就是一种公众参与的设计——它让观众按照自己的节奏和兴趣进入议题，而不是被强制接受一套预先编排的知识路线。在这种结构中，策展人的角色不再是“知识的传递者”，而是“感知条件的创造者”。此外，公共项目是连接专业研究与公众理解的重要桥梁。展览期间的导览、对谈、工作坊，都是在为不同知识背景的观众提供进入议题的路径。在广州设计三年展期间，“关怀羁绊”主题展举办了包括讲座、圆桌讨论在内的公共活动。这些活动不要求观众具备专业知识——它们邀请观众通过参与来理解。
凤凰艺术：你长期从事设计批评与策展教学。设计策展教育最需要培养的是知识基础、判断能力、叙事方法，还是跨学科协作能力？
王乃一：它们不是选项，而是一个整体。但如果必须排序，我会说：判断能力是第一位的，叙事方法是第二位的，跨学科协作能力是第三位的，知识基础是第四位的——但第四位并不意味着不重要，它是一切的前提。判断能力之所以最重要，是因为在信息过载的时代，知道“什么值得被关注”比知道“很多信息”更稀缺。这种判断力不仅需要通过知识被积累，更需要在反复的实践中被磨砺。叙事方法紧随其后。有了判断之后，你需要知道如何呈现它。策展本质上是一种叙事实践：如何在空间中讲述一个故事，如何让不同的作品在彼此的关联中产生新的意义。跨学科协作能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策展实践几乎不可能由一个人完成。你需要与艺术家、设计师、科学家、工程师、建筑师、教育工作者等各种角色合作。学会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之间“转译”，是策展人的核心技能。知识基础是一切的前提。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你无法做出有深度的判断，无法构建有说服力的叙事，也无法与不同领域的学者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凤凰艺术：中国设计策展应如何从自身的工业化、制造体系、城市经验与生态现实出发，逐步建立不同于欧美框架的设计史与策展知识体系？
王乃一：这是一个既紧迫又复杂的问题。中国的工业化路径不同于欧美。我们的制造体系庞大而复杂，城市经验独特而多元，生态现实紧迫而严峻。这些都应该成为设计策展的资源和素材，而不是被套进西方框架的“例外”。但也不要急于建立“中国设计策展学派”这样的宏大叙事，因为真正的知识生产不在于构造另一种宏大叙事，而在于从具体的在地经验中生长出不同的提问方式。先从具体的策展实践开始——从一个个展览、一次次实践出发，不断生长出新的提问方式，不断探讨策展作为一种认知实践的可能性。
受访人：
王乃一，策展人，MediumMedia®创始人。现任北京艺术与科技双年展 (BATB) 总监，FAST艺术与科技博览会创始人。她拥有丰富的策展经历，先后策划了首届北京艺术与科技双年展“合成生态” (Synthetic Ecology) 和第二届北京艺术与科技双年展“灵光涌现” (Earthwise)。除此之外，她在过去5年间独立/联合策划了多个展览项目，其中包括首届深圳艺术与科技双年展 (2026)、首届香港国际AI艺术节 (2025)、首届湾区艺术与科技三年展 (2025)、港澳视觉艺术双年展 (2024)、武汉双年展 (2024)、广州设计三年展 (2024)、伦敦设计双年展 (2023)、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 (BMAB)、亚洲数字艺术展 (ADAE) 等。她是英国中英学术基金会两届学术奖金的获得者，英国皇家艺术学院(RCA) 和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 (V&A) 联合培养博士。自2017年起，在中央美术学院开设策展研究方向课程。近期著作包括《Design Beyond the Human: Transdisciplinary Conversations About the Planet》(Bloomsbury)、《Care Manifesto》(BAUHINIA) 等；译著包括《策展哲学》、《野性之物》等。
专栏策划：
汪单，法学博士，《公共艺术》电子版（e-publicart）主编，现任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教师。长期关注设计策展、公共艺术政策与文化研究，致力于探索艺术、设计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译有《双年展、三年展与文献展：展览创造了当代艺术》，并曾参与第18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国家馆及第60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策展工作。
（凤凰艺术 独家报道 采访、整理/ 汪单 受访者/王乃一 编辑/王清扬 责编/db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