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国医大师贺普仁诞辰100周年。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针灸中心的诊室里，一位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的患者正接受治疗。该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李彬手持一根纤细的钨锰合金针，在酒精灯上烧至通红，以“红、准、快”的手法迅速刺入穴位，转瞬拔出。患者还没来得及紧张，针刺过程已经结束。
火针，这门古老而独特的疗法，凭借突出的治疗效果，已经被越来越多的针灸医师和患者使用。而70多年前，这门疗法一度散落民间，几近失传。
从散落民间到传承发扬，火针的命运转折离不开一个人的名字，那就是国医大师贺普仁。
回望贺普仁的一生，他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一套学术体系、一门精湛技艺，更是一种精神——对患者仁心仁术的精神，对后学甘为人梯的精神，对中医针灸无限热爱的精神。
学生向贺普仁（右三）学习点刺放血疗法。
让千年绝技重获新生
火针疗法源自《黄帝内经》，曾用于治疗痹证、寒证、筋骨病。然而在20世纪50~60年代，这种治疗方法使用得越来越少。
那时，贺普仁从自己的诊所调入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工作。面对越来越多的疑难病症，他发现单用毫针往往力不从心。于是，他开始精研古籍，决心将火针疗法系统整理出来。
贺普仁首先从针具入手。传统火针比较粗大，扎完针后容易留下针眼，患者容易感染，也容易产生恐惧。他反复试验，筛选出钨锰合金材料，这种材料即使烧至通红仍能保持针体挺直、质地坚硬，能够顺利穿透皮肤、肌肉乃至瘢痕结缔组织。李彬介绍：“他找专门的老工匠对针具反复打磨。针头有长达1.5厘米的渐进增粗设计，临床使用针感和别的针具就是不一样，患者体验更好。”
李彬在2002年前后跟随贺普仁接触火针治疗，学习期间，曾亲眼见证贺普仁“不拘一格”的取穴思路。一位患者胸痛发作，贺普仁四诊合参后只取了一个大敦穴，20分钟后疼痛缓解，半小时后疼痛消失。另一位马尾神经损伤的患者，贺普仁在他身上扎了100多针。“这一多一少的悬殊比较，我很难理解，而恩师却了然于心。”李彬说，“他解释，第一位患者劳心劳神，肝气郁结，取大敦源自根结理论；第二位患者气血大亏，脏腑失衡，此时不用重拳出击怎能奏效？”如今，李彬已将火针疗法广泛应用于自己的临床中。
贺普仁将火针提升到与毫针同等的高度。他提出“病多气滞，法用三通”的学术思想，火针为主的疗法，从此成为“三通法”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三通法”包含微通、温通、强通三种技法，通过调节气血运行治疗疾病。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主席刘保延表示：“‘三通法’是贺老在几十年临床实践中，逐步提炼、浓缩出来的针灸精华，其蕴含了贺老对针灸医学理与术的深刻理解和认识。”他认为，“三通法”执简驭繁，突破了“大方脉”思维对针灸学的束缚，形成针灸对疾病病机和治疗原理的深刻认识。
“贺老对火针的贡献是全面的，从改进针具、临床扩大优势病种，到挖掘原理梳理出调气、温通的火针治疗思想脉络，再到成立贺氏针灸三通法研究会形成学术团体，以及成立中国针灸学会火针专业委员会、形成火针国家标准，贺老一直是我们的领路人。”刘保延说。
功底深厚的“针灸藏书第一人”
勤求古训、勇于创新，贺普仁扎根经典的功底成就了他在临床中的创新。
“他爱书，简直是个书痴，积蓄都买了书。”刘保延回忆说，他家的平房里，放眼望去全都是书，连坐的椅子扶手上也都堆满了书，仅针灸方面的古籍就有数百部，绝大多数都是线装书，其中不乏善本、孤本。他也因此被称为“针灸藏书第一人”。贺普仁常说：“古典文献是随时可以请教的老师，只要你真诚、勤奋，它就诲人不倦。”
李彬曾随贺普仁整理针灸古籍。“从2002年起，我随恩师在每周六出诊结束后到他家，和他的几个徒弟一起整理针灸古籍，先是将他收藏的古籍全面登记、复印，然后进行编排、断句、释义、点评。”李彬记得，贺普仁哪怕是午间小憩也要读上几段古籍，看过的书都已标上断句，还有一些用红笔勾画的心得。
治疗腰腿痛，贺普仁常取伏兔穴，让患者跪着挺直身体、臀部坐在腿上，然后定穴进针。李彬疑惑不解，他解释：“《会元针灸学》说，伏兔者，伏是潜伏，大腿肉肥如兔，跪时肉起如兔之潜而不伏也，故名伏兔。”李彬在整理古籍时看到“骑竹马灸”，百思不得其解，他解释说，这是一种特殊的艾灸法，《备急灸法》中有载，用于治疗各类痈疽之症。
“恩师之功底，非常人所及。”李彬说，但他绝不是照搬古籍。他“进与病谋，退与心谋”，在选择性继承中医精髓的同时，创立了独具特色的针灸治疗学体系。他在临床中打破常规禁忌，取睛明穴治疗眼疾，用火针放血治疗静脉曲张、外阴白斑、面部黄褐斑等，均取得满意疗效。
正因对针灸事业的热爱，贺普仁对针灸古籍的现状十分心焦。彼时，我国近现代针灸古籍的保护整理工作不容乐观，收藏条件相对较差，佚失严重；国内针灸古籍分布分散，如不及时系统整理，还将进一步佚失。对此，贺普仁曾多次表达忧虑：“和人与人相识是一种缘分一样，人与书相遇也是一种缘分。我收藏针灸文献已经几十年了，收集到手很不容易，不仅是经济上的负担，时间上、心力上的付出也是很大的。”他担忧因霉变、虫蛀、水浸、火烧、盗取等因素，最终造成书的损毁和流失。因此，他想对现存的针灸古籍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和收录，将个人的收藏变成整个社会的财富。
晚年，贺普仁带领团队历时7年，编纂出版了《中华针灸宝库·贺普仁临床点评本（明清卷）》，共30分册、1000多万字，收录明清针灸古籍97种，其中48种为首次整理。该丛书最大限度维持古籍原貌，为后人留下了中医针灸宝贵的文化遗产。
贺普仁（左二）为患者进行针灸治疗。
撑一把伞、提一盏灯
贺普仁常给学生讲一个故事：古时候的老中医，在弟子满师时，会送给弟子两件礼物——一把雨伞和一盏灯笼。雨伞意在教育弟子看病要风雨无阻；灯笼则是告诉弟子，看病不分白天黑夜，只要有人求诊，医生就要应诊。
贺普仁自己，就是这个故事最好的践行者。
年轻时他就为自己定下三条规矩：一是要从技术上下功夫；二是患者不论白天晚上何时来都要应诊；三是在诊费上不能太认真，有钱、没钱都得看。北京天桥地区曾是穷苦人的聚集地，贺普仁常常为穷苦患者免费治疗。翻开当年诊所的账本，欠账百元者有，欠账千元以上者也有。这从不收讨的陈年流水账，彰显出他为人的分量。
1956年，贺普仁已是“公家”的大夫，但他丢不下那批穷患者：“晚上到家来吧，下班以后我给您瞧病！”从1956年至2009年，贺普仁晚间义务诊疗50多个春秋。胡同不大，来看病的人很多，晚上停的车把小胡同堵得严严实实。
李彬回忆，贺普仁对针灸钻研，但对自己的生活很是随意。有一回她看到贺普仁大冷天穿单鞋，就提出给老师买双棉鞋，贺普仁笑说家里有不少，只是自己出门急忘了穿。他待人宽容，和蔼可亲，从不动怒，遇人总是笑脸相迎。他当时的保姆是一名刚出来打工的四川姑娘，不太会做饭，别人问起，他就说：“嗯，姑娘不错，她做的饭菜也很特别。”
贺普仁原名贺述文。拜师后，改名“普仁”，寓意普天同心、仁义为怀。他还给自己取字“师牛”，一方面表示自己师从针灸名家牛泽华，另一方面意为做中医针灸这行里的老黄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自号“空水”，勉励自己像空气和水一样，永远想着满足病人的需要。
名、字、号，正是他一生的注脚。
初心志业的当代回响
从一个14岁河北涞水的农村少年，因求医见识到针灸的神奇疗效后拜师牛泽华，到22岁独立应诊开办诊所，再到让濒临失传的火针绝技重获新生、成为如今救治各种疑难杂症可选择的重要治疗手段——贺普仁用一根银针，诠释了什么是大医精诚。
1990年，贺普仁从医50周年时，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先念专门题词：“银针寓深情，拳拳爱人心。”这正是贺普仁医者生涯的生动写照。
针灸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人才梯队建设。贺普仁生前常说：“只立针法，不立门派。大医正流，针灸正传。”他桃李满天下，培养的弟子如今已是针灸领域的中坚力量，他开创的事业正在新一代针灸人手中延续。
在学术传承上，李彬团队在贺普仁“温通”理论基础上提出火针“温通破立”理论，将针灸治疗全程概括为“预通—通治—固通”三步曲。与此同时，李彬对贺普仁“三通法”进行了全新的学理阐释。她指出：传统以刺激强度为核心的“微通—温通—强通”分类体系已难以全面涵盖当代针法（如穴位埋线、电针、针刀、揿针等）的特征。为此，可以从“作用强度—作用时效—作用层次”三个维度描述针法属性。
在科研证据上，火针研究从经验观察走向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火针治疗带状疱疹、膝骨关节炎、银屑病、帕金森相关慢性疼痛等研究相继开展，成果发表于国内外知名期刊。在针具革新上，传统火针已获得医疗器械注册号，智能温控、便携式电子火针等新一代针灸器具不断涌现。火针也不再局限于国内，而是通过国际学术交流和多语种培训课程，逐步走向世界。
贺普仁当年的针灸梦，都已逐步实现。2024年底，由北京中医医院针灸中心与北京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北京中医药大学四家单位联合创建的针灸诊疗中心成功申报“数字针灸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古老针灸正迈向数智化发展的新未来。
李彬说：“在传承传统针灸精髓的基础上，随着社会的发展，针灸中心也在不断适应变革与提升。”这既是一代代针灸人担当，亦是贺普仁初心志业在当代的有力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