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下午，农耕文明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圆桌论坛上，北京大学韩茂莉教授的一句话点明了农业对人类文明的底层意义：“有人问，如果没有文学艺术，人类社会会怎么样？答案是不会怎么样。可如果没有农业，人类社会根本无法存续。”
2026年农耕文明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在襄阳东津新区民发瑞际酒店举办。本次会议由全国农业展览馆（中国农业博物馆）主办，襄阳东津新区（襄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承办。
恰逢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在襄阳枣阳，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围绕“粮食与文明：作物的全球化与全球化的作物”，从作物传播视角研讨文明交流互鉴。
开幕式上，襄阳市副市长张学林致辞说：“这既是对襄阳农耕文明底蕴的充分认可，也是对我们推进农业强市建设、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的有力鞭策。”襄阳地处汉江中游，是全国重要粮食主产区，千百年来孕育出顺时取宜、精耕细作、天人合一的农耕智慧。他期待与会专家多为襄阳农耕文化保护传承、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建言献策。
圆桌研讨环节，专家以农作物为切口，还原作物跨地域传播背后的历史变迁。
韩茂莉以小麦为例，讲述外来作物在中国的本土化历程。“小麦在西亚是春种秋收，而在中国逐渐演变成了秋种夏收。在西亚多数做面包，在中国则是做面条。”她介绍，小麦初入中国时并不受欢迎，春秋战国到西汉，人们直接整粒食用小麦，把它看作“恶食”。西汉晚期炼钢技术普及，石磨走进寻常农户，小麦得以磨制成粉，再依托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外来的小麦才真正扎根华夏大地。“重视农业是端好饭碗的关键。”韩茂莉总结。
倪根金则分享了木薯传入中国的曲折故事。“木薯不像番薯和玉米，是从道光元年前夕才开始传到中国的，为什么这么慢呢？因为木薯有毒素。”近代广东人口密集、粮食供给压力大，既要进口海外粮食，也要从省外调运粮食。抗战时期，木薯凭借产量高、虫害少的优势迅速推广，1943年成为广东第一大杂粮，在特殊时期承担起粮食保供的作用。
会场之上学者回望历史里作物迁徙、抗灾保粮的过往，会场之外的枣阳正在上演现实版粮食突围故事。昔日被称作“旱包子”的鄂北岗地，十年九旱、靠天吃饭，依托水利调配、高标准农田建设，如今变身“鄂北粮仓”。丰收节的火热现场，正是千年农耕智慧在当代落地的生动样本，历史研究与现实生产在此形成呼应。
大会还设置特邀主旨报告、7个平行分会场研讨，中外学者就农业起源、全球粮食安全等议题开展深度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