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区综合治理中心二楼向劳模维权站内，向永兴正伏在桌前整理维权卷宗。见到有人敲门走进，他第一句话是：“怎么了？有什么我可以帮您的？”
向永兴的眼睛温和圆润，看过来的眼神充满关切，说话的同时就连忙起身迎了上来。
向永兴正在介绍案情。记者刘克取 摄
长江日报记者看到，办公室布置得简洁，各类卷宗排满了书架，墙上挂了5面鲜红的锦旗。他说：“这是搬过来后收到的，之前在青山区总工会农民工维权服务站，锦旗挂满了一面墙。”
向永兴，重庆奉节人，2015年获评全国劳动模范，现任青山区总工会兼职副主席、青山区农民工维权站站长，2010年至今一直为农民工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援助过超过2000位农民工。
被人拉了一把后，他开始熬夜学法
很少有人知道，这位被工友们信赖的“法律靠山”，29年前连自己的工伤赔偿都差点讨不回来。
1997年，22岁的向永兴在武汉市汉阳区郭茨口一处工地挖地基桩。他在十五米深的桩孔里埋头作业，井口吊车突然失控，带翻的一筐湿土裹着碎石直砸下来。他当场头晕目眩陷入昏迷，在重症监护室抢救了整整三天，才脱离生命危险。
向永兴正在整理卷宗。记者刘克取 摄
命救回来了，现实的难题却接踵而至。工地老板把责任层层推给小包工头，之后便再也不闻不问，医药费没人结算，受伤没法干活就断了收入，躺在病床上的他连吃饭都成了难题。
转入普通病房后，病友段教授听他讲完工伤的遭遇，主动开口：“我帮你写份仲裁申请书，咱们按法律路子走。”
在段教授的指点下，向永兴通过劳动仲裁，不仅让工地老板全额支付了医药费，还拿到了七千块钱的赔偿。“七千块在当时真是一笔巨款，差不多抵得上我干一年的收入。”向永兴第一次知道，受了委屈不用硬扛，也不用托关系找熟人，靠法律就能讨回公道。
1998年4月，身体痊愈的向永兴义务照顾了段教授一个月。那段日子里，他帮着翻身、陪护起居，段教授则跟他讲法理、说案例，在他心里一点点搭起了法律的雏形。后来段教授“赶”他走，让他把精力放在自己的日子上，临走留下一句话：“多学点法律知识，以后也能帮帮跟你一样的打工人。”
这句话扎扎实实地影响了他一辈子。只有小学文化底子的向永兴，就此跟法律较上了劲。白天在工地干重体力活，晚上等工友们都睡了，他就一个人挪到工棚的厨房里，就着头顶昏黄的电灯啃法律书。
“我基础差，一开始连字都认不全。”向永兴说，不认识的字就用笔圈上记号，第二天找读过书的工友挨个问；看不懂的法条就抄在本子上，一遍记不住就抄五遍、十遍，对着实际碰到的案子反复琢磨，在“咬文嚼字”里慢慢摸透门道。
2005年，他拿下法律专业大专文凭；2015年，又通过司法考试取得重庆市司法局法律工作者执业证。
他专给农民工做“法律翻译”
2010年青山区农民工维权服务站挂牌成立，向永兴任站长。从工地上摸爬滚打出来的他，最懂农民工的痛点：听不懂“法言法语”，摸不清办事流程，拿不出有效证据，明明占理也常维权无门。他给自己的定位是“法律翻译”：把杂乱诉求捋成清晰路径，把拗口法条说成大白话，领着大家找对机构、认准责任方。
维权案子里，工伤纠纷占了近三分之一，也最棘手。工人伤重急用钱，却连找谁负责都搞不清。“我当年就是这么过来的，那种躺在病床上没人管的憋屈，真的不好受。”向永兴说，工伤维权拖不起，不能让伤者自己瞎跑。
2025年4月，从孝感来汉务工的孙小波（化名）在工地摔倒，右手手指神经被钢筋割断。老板不肯垫付手术费，他只好回老家自费治疗。等他养完伤找回工地要说法，却被项目方拒认工伤。他经老乡推荐找到了向永兴。
农民工维权难，难在责任主体推诿、事实证据缺失。当天向永兴就跟着孙小波扎进工地，找工友做笔录固定受伤经过，对照项目公示牌锁定总包单位，顺着分包链条追溯责任。
对方起初态度强硬，一口咬定人不是自己直接招的，不该自己负责。向永兴逐条摆清法律规定：“工人在项目工地上干活出的事，哪怕层层分包，总包单位的工伤责任也不能免除。咱们先配合核实清楚事实，尽量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按规业务主管部门会介入核查，用工合规的问题也会一并按程序处理。”
向永兴正在整理书架上的案卷。记者刘克取 摄
随后他一边帮孙小波整理病历、证言等材料，对接工伤认定流程；一边居中调解，跟伤者算清赔偿明细，跟企业算明诉讼成本与合规风险。前前后后跑了近一个月，双方最终和解：项目方一次性支付医药费、误工补偿等全部费用。
案子了结后，孙小波与向永兴仍保持着联系，他时常跟向永兴请教一些法律知识。
“后来我才知道向站长以前也是跟我们一样的打工仔，靠自己啃书学了法律，反过来帮我们撑腰。”31岁的孙小波与记者通电话时声调很高、语气激动，他说，“我心里特别受触动，也想着多学点。懂法的人多了，能帮到的人就多。”
向永兴听着，恍惚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他盼着有更多人“出手”
2020年起，武汉开始推行“法院+工会”“人社+工会”“检察+工会”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机制，把新时代“枫桥经验”落到工会维权的具体实践中，大量劳动争议案件前置，向永兴的工作量一下子翻了倍。接待咨询、跑现场取证、居中调解连轴转，青山区总工会农民工维权站的灯，总是整栋办公楼里最后一个熄灭。
区总工会察觉到他的工作状态，主动提出增派调解人手。向永兴联系了几位打过交道、热心快肠的“能人”——有司法局退休、熟政策懂程序的老同志，有做了一辈子社区工作、最会化解矛盾的老书记，个个都是跟群众打交道的好手。
“没想到一开口，11个人全答应了。后来我都不敢多问了，生怕超员。”向永兴笑着说。加上他自己，12人的调解团队就此搭了起来。
团队建起来，“传帮带”是最要紧的事，他把自己二十多年摸爬滚打攒下的实战经验，拆解成一个个能直接上手的实操方法。
例如，接待情绪激动的工友，先递一杯温水，等对方把苦水吐了再分析案情；给工友梳理赔偿明细要一笔一笔记在纸上，哪些有法条依据、哪些有协商空间，既不夸大也不遗漏；遇到责任方互相推诿的案子，先钉死用工事实再谈责任，不跟着对方的话术绕圈子……小额欠薪、日常咨询这类常规案子，向永兴让大家练手；遇上工伤纠纷、跨区域争议、新就业形态这类疑难复杂的案子，他出面把控方向、全程跟进。
向永兴（左二）正在跟欧阳晖（左一）和赖敏（右一）传授调解经验。记者刘克取 摄
两个月前，55岁的退休司法职工欧阳晖成功解决了一桩跨越武汉、上海两地的主播解约纠纷。这是团队很少接触的新就业形态案件，跨地域、证据零散，处理难度不小。
她照着向永兴教的“先查实、再促和”的思路，一边跟主播核对工作时长、薪酬标准、解约经过，固定劳动者一方的事实陈述；一边联系上海的企业方，核实用工情况与解约原委。两边事实比对厘清后，再同步梳理双方诉求、测算违约成本与诉讼耗时。
前前后后沟通了大半个月，最终促成双方和平解约，约定的经济补偿也按时到账。“换以前我肯定摸不着头脑，跟着向站长学了两年，常规案子基本都能拿得下来。”欧阳晖说。
青山区总工会副主席叶永红介绍，近三年，全区累计手机劳动争议案件917件，成功调解717件，调解成功率稳定在78%以上。
青山区总工会协理员赖敏是向永兴团队里最年轻的成员。跟着跑了半年现场、听了几十场调解，现在不仅能独立接待日常法律咨询，还能帮着梳理证据清单、整理调解文书。“向站长总说，做基层调解，要先暖人心，别人来求助，我们一定要想办法给出回应。这句话我记最牢。”赖敏说。
“我是真心盼着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站出来。”向永兴说，一个人的力气再大，能照到的角落也有限。如果大家手挽着手，就能织成一张更细更密的维权服务网，让在外打拼的人，遇上难处时能找得到撑腰的人。
（长江日报记者刘克取 通讯员李军 贺鹏）
【编辑：罗田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