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提起成都，仍会想到喝茶、聊天、打麻将的慢节奏生活。不过，从近几年的统计公报看，成都常住人口已增至2147万人，正在快速接近北京，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也在持续扩大。外界因此将其称为“第二个上海”，并讨论它能否成为西部第一城。作为内陆城市，成都经济内核转变的动力来自哪里？
关于成都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外界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增长主要来自简阳划归代管，是行政手段做大分母；也有人认为主要靠吸纳省内其他市州存量人口，随着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走低，这种聚集可能见顶，并带来公共配套和养老资金压力。不过，从人口结构和迁移走向看，这种判断并不成立。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成都常住人口为2093.78万人；到2023年末升至2140.3万人。成都市统计局发布的2024年统计公报显示，全市常住人口进一步增加到2147.4万人。
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2024年统计公报显示，北京全市常住人口为2183.2万人。由于北京长期执行疏解非首都功能政策，人口规模严格控制在2300万人上限以内，近几年维持在2180万人上下波动。这意味着，成都与北京的常住人口差距已从四年前的接近90万人，收窄到35.8万人。按照目前净流入速度，常住人口规模变动仍可能继续。
年轻劳动力持续流入，与生活成本和就业机会之间的平衡有关。东部沿海核心一线城市平均房价收入比长期处于高位，青年劳动力收入中相当一部分用于房租或按揭，压缩了最终消费倾向。成都房地产市场供应相对充分，居住成本和生活支出相对可控，劳动力实际可支配收入比例更高，提升了人口留存意愿。
高素质劳动力的本地供给也在增强。成都目前拥有66所大专院校，在校大学生规模超过130万人。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重点院校每年培养大量工科和计算机专业人才。过去这些毕业生大部分流向沿海，但随着本地产业配套完善，最近五年留在本地工作的毕业生比例逐年上升。大量人口流入没有变成单纯社会抚养成本，而转化为生产要素与内需市场。2024年成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80.8%，城镇常住人口达到1735万人。
庞大人口基数直接推高本地消费总额。成都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2023年正式跨过10000亿元关口，成为全国少数几个社消零破万亿的城市之一。规模巨大的本地消费市场，既保障第三产业现金流，也给各类服务企业提供商业营收，形成人口流入与商业繁荣的循环。
长期以来，外界对成都产业的认知存在偏差。很多人以为这里经济主要依赖餐饮、文旅、白酒和农业，缺乏重工业和高端制造业支撑。即使后来引进电子制造企业，也有观点认为只是代工组装，产业链附加值低，核心利润被跨国公司拿走，一旦外部订单转移，本地会面临产业空心化风险。实际产业数据给出了相反答案。
2020年，成都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已达到10065.7亿元，成为本地第一个破万亿元的支柱产业。随后几年，该产业没有停留在初级组装阶段，而是沿芯片研发、晶圆制造、封装测试、新型显示和整机装配向上游快速渗透。
在半导体领域，英特尔在成都高新区建立规模庞大的芯片封装测试工厂，全球约50%的笔记本电脑中央处理器在成都完成封装测试。德州仪器在成都设立集晶圆制造、封装测试为一体的综合生产制造基地。这些项目带动下游数百家配套元器件企业在周边设厂。
在新型显示领域，京东方在成都投资建设国内首条第6代柔性主动矩阵有机发光二极体生产线，并在2024年启动总投资约630亿元的第8.6代生产线建设，该生产线已于2026年6月在成都量产。随着产能释放，“成都造”柔性显示屏预计将占据全球市场20%以上份额。
在整机制造领域，成都聚集了富士康、戴尔、联想等国际知名企业。据2025年1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数据，全球每3台iPad中就有2台产自川渝地区，成都作为该区域核心制造基地承担主要产能。
除电子信息外，航空航天产业也展现了硬核制造能力。航空工业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是中国先进战斗机的重要研制与总装基地，包括第五代战斗机在内的多款主力机型在这里完成生产试验。军工制造发展，直接带动本地钛合金加工、精密机械传动、航空机电系统等上下游零部件产业集聚。中国航发成发在汽轮机叶片领域是国内重要供应商，为东方汽轮机厂、哈尔滨汽轮机厂等国内主要汽轮机厂家供货，同时为航空发动机提供零部件。
在算力基础设施方面，国家超级计算成都中心和成都智算中心相继投入运营，为人工智能研发、气象预报、卫星遥感等高科技领域提供算力服务。数字经济层面，腾讯等企业在本地设立核心业务研发中心，单是一款国民级手机游戏《王者荣耀》，每年就能为本地创造巨大的数字文创产值和税收收入。
从低附加值的来料加工，到高附加值的材料制造与军工研制，成都工业增加值结构发生质的转变。制造业不再是低水平体力消耗，而是高度依靠工程师红利、自动化设备和国家级实验室支撑的技术密集型体系。这正是成都能够支撑起2.3万亿元经济体量、改变城市内在属性的最关键支撑。
在争夺西部第一城的讨论中，很多人习惯把成都和重庆作对比，甚至认为成都在地理区位上处于下风。重庆拥有8.24万平方公里市域面积，2024年末常住人口3190.47万人，经济总量达到32193.15亿元，并拥有长江黄金水道这一低成本水运通道。相比之下，成都不靠海、不沿江，身处四川盆地腹地，大宗货物对外运输成本天然高于沿江城市，似乎很难在枢纽竞争中获得优势。
成都过去十几年的破局方式，是避开水运劣势，把全部资源投入到航空运输、陆路铁路货运和现代服务业能级重构上。
首先是航空物流与客运能级跃迁。2021年6月27日，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正式通航，成都由此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中国大陆第3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2024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和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合计达到8733.6万人次，货邮吞吐量达到102.8万吨，旅客吞吐量、货邮吞吐量、运输航班架次均创历史新高。在全国城市航空客运排名中，成都仅次于上海和北京，位居全国第3位。
航空网络加密，直接改变高附加值产品出运方式。半导体芯片、精密传感器、生物医药等体积小、货值高、时效要求极高的产品，天然依赖航空货运。天府机场开通的大量国际全货机航线，让本地制造的高科技产品能够在48小时内直达欧洲和东南亚主要消费市场，补齐内陆交通时效短板。
其次是陆路货运体系打通。成都是中欧班列最早的始发地之一，成渝两地联合开行的中欧班列，2024年年度开行量超过5700列，开行量和综合重箱率长年保持在全国第一梯队。通过青白江铁路港，大量汽车零部件、机械设备和电子产品不再需要绕道沿海港口，而是直接向西经中亚进入欧洲腹地，向南通过陆海新通道连通东盟国家。成都从内陆交通末端，转变为面向泛亚和欧洲大陆的货运集散节点。
再次是对外经贸与外交资源集中。截至目前，外国获批在川设立领事机构达24家，稳居中西部首位。外国领事机构高度聚集，吸引超过315家世界500强企业在成都设立区域总部或分支机构。商业消费吸附能力同样体现这一点，成都在高端奢侈品消费和商业综合体运营上展现出可观的体量，成都国际金融中心、远洋太古里以及成都SKP的年销售额长期位居全国前列，新增首店数量连续多年仅次于上海和北京。
当然，把成都叫作“第二个上海”，需要客观看到两者之间的真实差距。上海2024年经济总量已达到53926.71亿元，是全球排名前列的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累计认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超过1000家，资本市场深度和涉外法治环境也是内陆城市短时间内无法企及的。成都目前经济总量在2.3万亿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沿海核心城市相比依然有明显差距，基础科研原创成果、领军型本土民营企业数量也还需要继续补强。
但成都在西部地区的战略价值已经不可替代，它与重庆共同构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承担着中国经济第四极的支撑任务。从人口总量快速攀升，到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建立，再到双国际机场确立航空客货运地位，成都已撕掉单一休闲城市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