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5日晚，中秋圆月从西湖上升起。浙江大学丝绸艺术与丝路文化研究中心与雷峰塔景区联合主办的“光流素月照衣冠”——雷峰塔地宫所见吴越国丝绸与服饰文化活动，在雷峰塔月光下举行。多位学者从雷峰塔地宫出土的“光流素月”镜说起，讨论吴越国人怎么穿。
1924年9月25日，雷峰塔倒。2001年，地宫发掘，一面铜镜重见天日。雷峰塔地宫考古发掘领队黎毓馨说，大家要讨论的，是25年前雷峰塔地宫出土的一面铜镜——“光流素月”镜。天上圆月，地宫古镜，铜镜映月，衣冠续古，湮没千年的吴越衣冠在月色中重新有了颜色。
这面铜镜是下午出土的，编号“2001雷地37”，是整个地宫出土的77件（组）文物中的第34件。雷峰塔地宫出土的十面铜镜中，有唐式“旧镜”四面、唐式“新镜”五面，而“光流素月”镜是唯一的五代新式镜，直径只有10.3厘米。圆钮，内区四只瑞兽环钮而奔，瑞兽间点缀缠枝葡萄。外区一周楷书铭文：“光流素月，质禀玄精。澄空鉴水，照回凝清。终古永固，莹此心灵。”发掘领队黎毓馨给它取名：“光流素月”镜。
吴越国铜镜的使用材质，处于从唐代的高锡青铜合金向宋代锌锡青铜合金转变的过渡时期。而镜面有线刻图案的铜镜，就是吴越国独创的铜镜类型，迄今已出土12面吴越线刻镜。但这面镜子很特别：本是一面照脸的镜子，用来照脸的那一面，却刻着一整幅线绘画——一组人间的赏月场景，男女衣冠清晰可辨。
浙江省文物鉴定站研究馆员王牧解读了线刻图案：底部七朵流云，左右为重阁、菩提树，中间设香案、香炉等供具。右边四人，前面两个是戴冠奉简的道士，后面一对头梳双髻的女童，其中一人持节。左边四人，两个戴幞头持竿的乐工在前，打扇的一对内侍在后。楼阁之间的云端，盛装女子在道士引领下升仙。云朵上首飞龙，下首舞凤，又有仙鹤盘空，画面中飘荡着琵琶、腰鼓、横笛、箜篌、拍板等乐器。
铜镜出土后，学者扬之水最早对镜子上的线刻画做了系统考证。她指出，画面中诸多“不鼓自鸣”的乐器意在表现净土世界，刻画的主题是“发愿往生净土”，发愿人正是吴越国王钱俶和王妃孙氏夫妇。扬之水还发现，线刻画中的月宫图景，让人联想到白居易《长恨歌》里的七夕之誓——“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和镜背的铭文也有呼应。杨贵妃字“太真”，孙妃的本名也是“太真”。
这或许是一种巧合。孙太真病逝后一年，钱俶奉安佛发的宝塔落成。为纪念爱妃，将塔命名为“皇妃塔”。而铜镜放入的年代，是在孙妃去世之前。可知这幅画一来是宗教的，钱俶为了“发愿往生净土”，更重要的，是钱俶和王妃孙氏共同的愿望，愿世世代代为夫妻。
千年之后，月光流过西湖，保俶塔和雷峰塔隔湖守望。讨论铜镜、月亮，最后是为了试图解决一个问题：吴越人穿什么，怎么穿？难题在于，与汉唐等时期不同，至今还没有发现保存较完整的吴越国服饰实物，图像与文字资料也较为稀缺。
今年5月，在晓风书屋“阅见西湖”，赵丰带领的浙大丝绸艺术与丝路文化研究中心复原团队已发布了两套吴越国服饰。在这次活动现场，团队进一步呈现了两套幞头圆领袍、一套长裙大袖衫和一套云肩羽袖衫的最新复原成果。在服装款式方面，拓展了男、女服饰的形制。其中，男装新增直脚幞头，与圆领袍组合呈现；女装新增了云肩羽袖衫，进一步丰富了吴越国女性服饰的复原类型。
复原的依据在哪里？目前能够直接反映吴越国服饰形象的重要依据，主要来自雷峰塔地宫出土的两件文物：“光流素月”镜和鎏金纯银阿育王塔。女装的云肩和羽袖，就来自铜镜。铜镜上有一对头梳双髻的女童，肩部都有一种披肩。这件波纹起伏、肩角飘扬的披饰，在造型上很符合晚唐至五代时期云肩的样式特点，又与邻国南唐出土的云肩形象非常接近。此外，吴越故地浙江温州白象塔出土的北宋初年（996）人俑中也有几例着云肩的形象，对比发现其云肩式样也与南唐时期高度相似。
复原团队看到铜镜中的女子披着云肩时，便推测飘逸的大袖之上，应该会配有羽袖。五代时期，云肩和羽袖是固定搭配。前蜀王建墓出土的伎乐俑中有多例云肩与羽袖共同出现于服装上的实例，南唐二陵墓出土的女舞俑佩戴云肩与羽袖的形象则更为典型。虽然吴越国的羽袖既无图像资料又无实物参照，但在其前后时代的晚唐和北宋，或是同时代的其他邻国都有丰富的羽袖形象。这次复原，团队设计了短小平直的褶来表现羽袖。
而纯银阿育王塔上层有两幅“胁下降生”题材的图像，展现了两位身着大袖衫与长裙的女性形象。黎毓馨对国内现存钱俶造阿育王塔做过系统梳理，只有雷峰塔地宫出土的阿育王塔保存有世俗女性形象，这是研究吴越时期贵族女性服饰的重要依据。这两位女性一人身着对襟大袖衫配长裙，另一人身着交领大袖衫配长裙，所穿衣物均属于五代十国时期女性服饰的重要类型。此次复原以前者为对象，并围绕其服饰款式与搭配、面料选择及制作工艺展开研究，最终完成实物制作。团队选择了与吴越国建立时间接近的两件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泥银菱纹罗织金腰裙，作为复原的对襟大袖衫和长裙的主要面料。
说完女装，再看看男装。“光流素月”镜线刻画有四类男子形象，具有吴越国服饰典型特征的是画面左下两位戴朝天幞头的男子。据扬之水考证，持竿两人，乃乐工，“竹竿子”是用来引舞的。他们的衣着式样均为圆领长袍，袍身前中破缝；前一男子袍身侧边自腰部做开衩，衩中有一斜线，似为简略表示开衩处所露出的内部服装。袍上布满规律分布的圆形纹样，回溯吴越国承唐的服饰传统，推测是唐代流行的团窠、宝相花类纹样。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看不见的面料，怎么复原？赵丰说，在吴越国服饰的复原中，主要解决的问题当然是款式、色彩和纹样等比较显眼的要素，但如果要使复原有相当程度的真实感，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用上尽可能接近原物的面料。“如果要重新做一件服装，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用什么面料去做，但铜镜里没有告诉我。怎么做？”
25年前的考古发掘，作为丝绸服饰专家，现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的赵丰也在现场，负责雷峰塔地宫考古中丝织品文物揭取和保护工作，3月11日蹲守了全天，3月14日又参与了铁函开启工作，发现铁函周围和外表底部，有丝织品的残痕，但是已经被铁锈绣住。打开铁函，铁函内侧底部、阿育王塔顶部也有丝，好在没有铁锈，但是一碰就会碎，他取下来一些残片。“丝织品保护是一个长期过程，当时的技术还不是特别好，但是这些残迹也在告诉我们，吴越国浙江丝绸的光彩。”赵丰说，虽然残片上已经无法看到完整图案，但是却有锦、绫、罗、纱、绮、绢等，种类基本齐全，它们应该都是当时的服饰面料，说明从唐代晚期到吴越国时期，浙江一地，是全国丝绸生产重镇和财政收入主要来源。
但它们的留存部分太过残破，因而很难看清面料的全貌。那究竟怎样来确定这些面料？“我们一是从当时吴越国生产的丝绸种类中来选择，从当时的记载中来寻找；二是寻找丝绸的实物样品，如果没有足够接近的吴越国考古实物出土，那我们便要寻找最为接近的资料，根据这些资料来明确我们复制吴越国服饰应该采用的面料。”赵丰选择了晚唐到五代吴越国这一地区最为重要的两种丝绸面料：吴绫和越罗。
南唐李煜可能也收到过吴越国特贡的吴绫与越罗。他在《鹧鸪天》里说：“节气虽佳景渐阑。吴绫已暖越罗寒。”吴越国所贡的绫中有一般称呼的绫，也有特别称呼的异文吴绫。吴绫，就是吴地生产的绫。宁波、杭州、湖州等都产吴绫。赵丰说，唐代晚期还有一类绫织物称为缭绫，也属吴绫中的一种，而且是吴绫中较好的一种。敦煌文献中也出现了白居易的《缭绫》诗抄本，只是抄写者把“缭绫”抄成了“撩绫”。不过，这起码说明浙江的缭绫之名已经传到敦煌。缭绫之名发现于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地宫于咸通十四年（873）封闭，其物帐碑上记载了缭绫在地宫中的存在，赵丰也在地宫出土的丝织品服饰中找到了真正的团窠盘绦纹缭绫。
“既然敦煌也出现了吴绫的记载和缭绫诗的抄本，那在敦煌找到真正的缭绫也是可能的。所以这次我们的吴越国男式圆领袍复原用的是当时吴绫中最为精彩的、最为流行的缭绫作面料。我们采用的缭绫原型，一是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平纹地的盘绦纹绫，二是甘肃敦煌藏经洞里保存下来的斜纹地的盘绦纹绫。”
而越州产的越罗，名声丝毫不亚于吴绫。杜甫把越罗和蜀锦、楚练相提并论，越罗在唐代丝绸中位居前列。除了敦煌，法门寺地宫出土了大量罗织物，可以分成30余种，根据是否有花纹样可以分为素罗和纹罗两类。而纹罗的图案中，比较复杂就是团窠以宝花纹为主体、团窠间饰十字花纹的团窠宝花纹罗。“在绍兴，当时就织了宝花纹罗供给长安。”赵丰说。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一件石竹花绣袱，图案就是宝花纹罗，“也是我们看过的唐代唯一的宝花纹罗，我们认为也应该是来自浙江的宝花纹罗。”这次展示的云肩羽袖袍，就首次复原了这个纹样。
以上这些考证和复原的详细内容，可以在新书《光流素月照衣冠——雷峰塔地宫所见吴越国丝绸与服饰》中看到。该书也在活动现场首发，以雷峰塔地宫出土丝织品和重要文物、吴越国服制及相关考古图像资料为核心，汇集考古学、历史学、艺术史等领域专家学者，全面呈现针对吴越国丝绸与服饰的最新研究成果。
千年后的中秋之夜，线刻镜中的男子和女子，就这样走到了我们面前。“服装不仅是一件平面的实物，除了基本的款式纹样，还依赖于身体的演绎，只有穿在身上，才能发挥更好。同时还要结合妆容，以及头上的冠饰、身上的配饰，形成整体的形象，才能够以一个完整的形象呈现在大家的面前。服装是无声的语言，它还必须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之下，才能让我们回到千年之前的吴越国，领略当时的服饰风采。”东华大学李甍教授说，吴越国的服饰文献记载非常少，图像资料也不多，对中国服装史研究来说，这样的复原尤其从方法论上说，是一种新的尝试。
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馆长蒋玉秋教授说，4套服装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做了完整的服饰复原，这也是前辈、著名物质文化研究专家孙机先生推崇的中国古代服饰复原的一种方法，就是再现服饰的整体风貌。“我们今天所穿的服装和刚刚台上的千年前的古人的服饰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是有幸通过这样的服饰复原，我们重新了解到这些服装的称谓，在色彩上，还看到了非常漂亮的红配绿的组合等等，我想这是这次复原的一个贡献。”
“我今天站在这里，是个什么感觉呢？”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走到雷峰塔下，灯光、月光、湖水、塔影、小虫嗡嗡，还有些暑热的潮湿，让人有些恍惚。“赵丰老师的团队复原了镜子上的服装，镜子又是赏月的镜子，又把这个活动放在镜子出土的雷峰塔，我感觉像回到了吴越国。我站在这儿感觉是吴越国王一样，旁边是走秀的小伙子和小姑娘。吴越王国就是在这样一个地点，这样一个时点赏月。所以大家都是吴越国的大臣、妃子。”大家笑了。
上海社科院朱红研究员应景地讨论了“明皇游月宫”传说的流变。国家博物馆林硕研究员也聊起了中秋节的形成、唐宋中秋的区别，还有什么时候中秋才吃月饼等有趣的话题。“这样的赏月活动，是才哪来的呢？”荣新江说，是从唐朝来的。吴越国的文化，实际是继承唐朝的文化。“我们在镜子里可以找到唐明皇的痕迹、白居易的痕迹，我们通过这个活动又进入到了长安城。我们看到这些唐诗就知道，唐朝的长安城，是一个中古时代的城市，它是宵禁的，夜里人们不能在大街上走。白居易赏月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道观或者佛寺里。因为坊里是不宵禁的。唐朝长安的坊，非常大，相当于敦煌唐朝的一个城这么大，所以可以够这些文人在里面折腾。所以他们实际就找到一个华阳观，或者开元观，可以闹腾一宿。所以，今天站在这儿，我们又感受到了唐朝长安的文化。”荣新江顿了顿：“所以诸位，你们又从吴越国王变成了唐明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