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噪声矛盾表面看是 “分贝之争”，本质是城市公共空间使用权、安宁权的分配博弈。
化解这类矛盾，一是把情绪化诉求转化为可协商、可核验、可落地的具体事项；二是柔性协商背后要有刚性法律兜底；三是推动治理资源从末端处置前移，做好源头预防、设施替代。
回看太仓城厢镇中心广场的治理案例，恰好印证这三点：
摸排建档，把群众感受转化为客观事实；依法告知、刚性处置；更多治理功夫，做在投诉发生之前。
太仓城厢镇中心广场常年有流动KTV摊贩和多支广场舞队伍出没，周边市民企业投诉不断。县府社区工作人员翻看台账：一年来收到广场噪声投诉56起，110报警38起。
依托今年8月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太仓市公安局城中派出所对屡教不改的摊贩依法传唤、处置。举措落地后的一个月，广场恢复宁静，相关警情同比下降42.86%。
2025年，全国噪声投诉总量约683.3万件，社会生活噪声占比超七成；苏州市噪声投诉量处于10万至20万件区间。一串串数据背后，是无数个类似“中心广场”的基层治理现场。
刚与柔
不同矛盾对应不同处置方式
相关部门第一时间介入处置，很快发现矛盾可分为两类：广场舞队伍有固定领队，讲清道理后大多愿意调低音量、缩短活动时长；而流动KTV摊贩设备随人转移，往往口头应允、转头照旧，劝导的约束力十分有限。
社区民警崔賾渊提供了一组数据：今年以来，城中派出所累计接报该区域噪声扰民警情38起。“持续整治后警情呈下降趋势，但噪声问题反复性强。”城中派出所所长陈刚用一句话概括治理难点，“现场劝停、走后复响。”
中心广场上的流动KTV。县府社区供图
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新时代枫桥经验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游腾飞认为，同一区域内不同类型噪声矛盾，要匹配对应的处置主体、法律依据与治理节奏。广场舞这类邻里纠纷，以人民调解为主，做到小事快办；露天KTV这类涉及经营利益的矛盾，则必须坚持依法依规，严守程序正当这条底线。
今年6月起，城中派出所对广场露天KTV、广场舞群体开展拉网式摸排，同步绘制噪声活动热力图。8月，派出所联合社区、城管向4名流动KTV摊贩送达法律告知书，明确中心广场属于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告知相关法律后果。完成依法告知后，对拒不整改的摊主开展处置。
在苏州，不少发生在“家门口”的噪声矛盾，都被化解在投诉激化之前。姑苏区平江街道察院场社区，一家百货公司地下一层餐饮后厨的油烟管道正对着水玲宾馆。社区没有坐等投诉升级，安排工作人员每日现场监测、采集分贝数据，经多方沟通调解，餐饮经营方主动改造管道，改为朝南排放并加装隔音罩。这起隐患最早由网格员、志愿者走访排查发现，在多方协同、经营主体配合下顺利化解。
测与听
不止步于数字达标
治理噪声的前提，是让污染“看得见”。但长期以来，噪声治理一直是基层治理的难题：噪声瞬时性强，来得快去得快，等执法人员赶到现场，噪声往往已经消失，缺少证据支撑，后续处置难以推进。
依托“苏州·中国声谷”产业基础，常熟建成噪声大数据管理平台。系统核心能力为声纹识别，可通过声纹比对与数据分析快速溯源，识别噪声类型。常熟“噪声地图”平台今年新增的鸣笛抓拍功能准确率达98%。苏州声学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韩峰介绍，系统能够识别声源方位，“经过模型学习，可精准定位鸣笛车辆。”这套国产化平台日均处理240万条数据，“噪声地图”实现分钟级更新，超标声源预警秒级触发。职能部门将监测数据与居民投诉信息联动研判，摸清噪声产生规律，开展精准治理。
苏州高新区探索另一条技术路径。早在八年前，新区公园率先落地清听声学智慧舞场系统，作为高新区智慧体育设施的探索实践。这套定向声技术设备，在保障广场舞队伍收听效果的同时，避免噪声向外扩散，破解了健身需求与扰民矛盾，成为便民设施的亮眼实践。
苏州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太湖地区保护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在“房前屋后”环境提升整治中明确提出强化源头预防：在商住混合区、餐饮集聚区域、交通干线等噪声矛盾高发点位布设智能监测设备，搭建“空天地”一体化智慧监测网络，实时感知噪声、油烟污染，实现人机协同预警。
张家港市健华医院北侧辅楼平台两台大型水空调，就带来“监测达标，体感有扰”的治理样本。一街之隔的碧桂园云樾兰庭小区居民持续反映噪声问题。院方先后三次整改，复测结果显示昼间、夜间噪声等效声级分别为49dB（A）、48dB（A），均符合国家标准。数值达标，居民仍反馈存在低频噪声影响。治理没有止步于检测报告，相关部门与院方会商，对空调机房门缝、平台西侧挡墙增设密封与吸声降噪措施。苏州市张家港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第三执法大队王立康说：“监测数据达标和群众主观感受不一致的情况客观存在，治理必须兼顾群众感受。”
商与定
让每一种声音都有处安放
说到底，广场舞、流动KTV噪声矛盾，本质是公共空间资源之争。广场空间有限，唱歌人群、健身群众、需要安静休息的居民、正常经营的酒店，各方诉求都合理。如何划定公共空间的边界？
城中派出所在对露天KTV开展依法处置前，已经开展大量协商沟通工作。陈刚坦言，“现场劝停、走后复响”是治理痛点，但协商沟通本身不可或缺。“只做劝导协商，没有后续刚性手段，协商就会流于空话。协商要有约束力，得靠规则托底。”
噪声问题解决后的中心广场。苏报融媒记者 刘争/摄
金阊街道三元三村美食街，把协商变为常态化机制。属地城管定期组织商户议事会，面对面商议噪声管控、垃圾收储等问题，共同制定商户自治公约。治理模式从“管理商户”转向“商户自治”。这一转变的价值在于，规则制定者同时成为遵守者，落地阻力大幅降低。
苏州高新区枫桥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部门，鼓励商户依托城商微信群、行走苏城小程序，线上上报商业街噪声扰民、市容乱象、车辆乱停放等问题，激发商户自治内生动力。
协商之外，制度工具进一步明晰边界。姑苏区数据局推行“信用+”审管联动，在经营主体新设登记环节前置噪声防控要求，将涉噪经营行为纳入信用监管。当柔性协商难以奏效时，信用约束成为另一道防线。
来源：苏报融媒记者 杨天笑 刘争/文
编辑：徐经纬
审核人：卜子华
审签人：王璟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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