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下午，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一起服务合同纠纷案件，并当庭宣判：驳回某管委会的上诉请求。全国人大代表李楠楠、南通市人大代表保鑫，南通市政协委员余智、王建勋及部分干警代表观摩旁听了庭审。
法院审理查明，2023年2月，杰某公司因危废问题突出，存在重大安全及环境隐患，被属地政府挂牌督办整改。因资金匮乏且无力自行处置危废，杰某公司拟通过政府申报程序进行应急处置。
2023年5月，东某公司与某管委会、杰某公司签订三方服务合同，约定由东某公司负责处置杰某公司产生的工业废物；若杰某公司欠付处置费用，某管委会应在收到东某公司催款函后的30日内垫付全部处置费用、利息及维权费用，垫付后可向杰某公司追偿。合同还明确，因杰某公司彼时已欠付东某公司大额处置费用，东某公司系基于对某管委会公信力的信任才订立该合同。
东某公司按约完成危废处置后，杰某公司未支付任何费用。东某公司两次发函催告某管委会支付处置费用无果，遂诉至南通市如东法院，要求某管委会立即支付处置费用。如东法院经审理，支持了东某公司的诉讼请求。某管委会认为其垫付义务实质为担保行为，因机关法人对外担保无效，故仅应承担部分赔偿责任，遂提起上诉。
本案争议焦点是，某管委会“垫付”义务属于保证担保还是独立付款义务？南通中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垫付”义务并非担保责任，而是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所规定的代履行行为所引发的独立给付义务。
关于代履行的法定职责，法院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条规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要求当事人履行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等义务的行政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经催告仍不履行，其后果已经或者将危害交通安全、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的，行政机关可以代履行，或者委托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履行。”在杰某公司无力处置危废的紧急情况下，某管委会作为属地行政机关，负有及时代为处置的法定职责。某管委会参与订立案涉合同，实质是将法定的代履行义务转化为具体的合同义务，付款承诺是保障处置工作顺利开展的资金安排。如果允许某管委会以“担保无效”为由免除责任，将可能导致行政职责虚置，影响应急处置工作的实效。
关于“垫付”性质，法院认为，合同明确使用“垫付”的表述，而非“保证”“担保”等措辞。从文义看，垫付即为先行代为支付，再向最终责任方追偿，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一条关于代履行费用最终由当事人承担的制度逻辑相吻合。案涉垫付义务旨在保障代履行程序顺利推进。即便视作增信安排，其性质也更类似于独立付款承诺，而非保证担保。
法院还指出，诚信原则是政府履约的底线。案涉危废处置项目系政府挂牌督办的应急事项，东某公司应某管委会要求参与处置，其缔约信赖的对象正是某管委会，合理信赖利益理应受到法律保护。某管委会明知自身不得充当保证人，仍主动作出垫付承诺，在东某公司完成履约后，又以担保无效为由拒绝履行义务，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基于上述分析，合议庭认为某管委会以“担保无效”为由拒绝履行付款义务缺乏法律依据，亦有违诚信原则，当庭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案二审合议庭审判长陈燮峰介绍，行政机关在法定职责范围内参与民商事交易，应当厘清公法义务与私法承诺的关系。代履行系法律赋予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通过合同方式落实代履行费用安排，其付款承诺属于独立合同义务，而非担保行为。
陈燮峰表示，行政机关参与涉及公共利益的合同，更应注重契约精神，严格依约履行义务。缔约时借助公信力促成交易，履约后以身份为由回避责任，既不利于市场交易秩序的维护，也会对政府公信力产生影响。通过本案裁判，提醒行政机关在订立合同时应审慎评估自身职责边界与履约能力，做到言行一致、信守契约，共同维护良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