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作者
晋城中院
李先翠
LIXIANCUI
“他不接我电话。”这是二审询问时，老张说得最轻、也最重的一句话。
这起纠纷，要从一辆车说起。老张名下有辆车，一直交给儿子小张开着。后来家中有事要用车，老张让小张把车开回来，小张却三番五次拖延。直到最后老张才知道，车早已被儿子质押给了老李。父子矛盾由此爆发：钱还不上，小张不回家，电话也打不通。
老张急需用车，遂将老李诉至法院，要求返还车辆，理由是老李在接受质押时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
庭审中，老李提交了行驶证、登记证书、交管12123信息以及一份授权委托书。证据看似完整：小张长期开着这辆车，质押时随身携带车辆手续，还主动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基于父子关系和小张掌握全部手续的客观表现，老李认为自己有理由相信小张有权代理老张办理质押。
老张则表示，自己对质押一事从头到尾毫不知情，从未在任何授权委托书上签过字，更没有委托小张办理质押。车是自己的，老李办理质押时应当给车主本人打电话核实清楚。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老李是否尽到商事交易中合理的审查义务。我将几份材料放在一起比对。授权委托书上确实有“老张”的签名，但与老张在起诉状、身份证复印件上的签名一比，笔锋、起落、连笔习惯明显不同。从笔迹特征看，这份签名显出几分稚嫩，我猜测，极有可能是小张模仿所签。
案件审理的困局，不止在法律适用。我们想向小张核实案件细节，可老张无奈告知，自从车辆质押一事暴露，父子二人便分开居住，孩子住在奶奶家中，始终不接他的电话，几乎断了联系，难以通知到庭。我们还了解到，小张已偿还部分欠款，但收入微薄，还款进度缓慢。
案件事实清晰，就案办案固然简单。如果判老李返还车辆，下一步老李很可能再起诉小张还钱，一案生两案，纠纷并未真正化解；如果驳回老张的诉讼请求，父子之间的隔阂仍会持续，一个正处在人生关键阶段的年轻人，可能在债务与亲情的双重困境里越走越偏。司法的价值，从来不止于一判了之，更在于以“如我在诉”的考量，在法理框架内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古人云：“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这“计深远”，正是“和·太行”司法品牌所追求的——案结之外，更求事了、人和。我们没有急于下判，想先做调解。
第一次调解，在法庭进行。我对老张说：“你看，这个案子判决简单，可老李返还车辆以后呢？他很可能还会再起诉小张，要求还钱。孩子还不上这笔钱，不知道还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孩子现在二十出头，人生道路上一步踏错，极易连锁产生更多问题。父子之间，纵然有争执隔阂，也不能断了沟通。作为父亲，既要让孩子明白需要独立承担的责任，也要在关键时刻伸手拉一把。”
“法官，我知道，这几年我也是工作忙，疏忽了对孩子的管教，可是现在他不接我的电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随着与老张的沟通一步步深入，父子二人各自的心结，也一点点清晰起来：老张这些年忙于生计，对孩子的管教不多，小张多数时候跟着奶奶生活。如今他二十出头，收入微薄，正是手上缺钱的时候，才动起了质押这辆车的念头。
我又对老李说，父子关系不等于授权，你未核实车主，存在疏忽。可老李依旧认为自己已经尽到审查义务：该有的资料都有，他完全有理由相信质押车辆是老张的真实意思表示。
第一次调解，以双方不欢而散结束。
那段时间，我们一次次拨通电话，反复沟通。
第二次调解，仍在法庭。我把那番关于为人父母养育、教育之责的话，当着双方的面又说了一遍。没想到，这番话触动了坐在对面的老李。他说自己也是一位父亲，管教孩子确实难。就在这时，老张提出一个方案：自己还有一辆旧车，可否用旧车换回这辆车，剩下的钱让孩子慢慢还。这个方案，老李同意了。双方都表示愿意撤回上诉。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多次电话跟踪履行进度。直到旧车与相关手续全部交付完毕，老张才正式提交撤回上诉申请。法院审查后，依法作出准许撤回上诉的裁定。
案子结了，但比裁定书更让我在意的，是老张那句“他不接我电话”背后断裂的亲情，是一个二十岁年轻人因手头拮据而走错的这一步，也是老李作为父亲将心比心后的那份松动；从第一次调解不欢而散，到书记员一次次拨通电话，再到旧车交付、手续交接、撤回上诉，我越来越觉得，法官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别人的人生。
判决可以分清是非，却未必能缝合关系，只有把“如我在诉”真正放进心里，在法理框架内多问一句、多调一次、多等一等，才能让车辆返还、债务偿还与父子沟通同时找到出口，让“和·太行”所追求的案结事了人和，不只是一句理念，而成为这个家庭重新坐在一起的可能。
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晨报晋城》
来源 |晋城中院
编辑 | 焦琰
审校 | 牛志军
终审 | 赵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