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校长好！”今年教师节前，甘肃省兰州市拘留所视频监控大队副大队长、一级警长张志宏收到一份来自西藏的特殊问候。16岁的冯飞（化名）发来自己站在布达拉宫前的照片，“看起来挺阳光朝气的”。
很多人不知道，冯飞曾是甘肃省临夏县远近闻名的“贼王”。自幼失去父亲的他缺乏管教，13岁就开始逃学浪迹社会，多次盗窃、偷开汽车等，受到公安机关行政拘留的处罚。却因年龄较小，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对其不执行行政拘留。
转变发生在2025年5月。在一次抢夺他人手机被抓获后，冯飞被送入兰州市育新学校（以下简称“育新学校”），接受为期6个月的专门矫治教育。根据法律规定，专门矫治教育是针对实施刑法规定的行为、因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所采取的矫治措施。
育新学校就是这样一所专门学校，自2024年9月建校起，张志宏就被派驻到这所学校担任专职法治副校长。在这里，他见证了冯飞的改变。
矫治结束后，为了和过去“偷鸡摸狗”的不良圈子彻底告别，冯飞远赴西藏的一家汽车修理厂当学徒，希望未来靠手艺养活自己。
自2023年起，甘肃省持续加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工作，将专门矫治教育作为关键环节和重要抓手。随着酒泉（嘉峪关）、白银、甘南3所专门学校9月底建成运行，甘肃省已实现各市州专门学校全覆盖，目前已累计收教有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近900人。全省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数和抓获人数，3年来持续下降。今年9月，甘肃省兰州市、酒泉市被中央政法委授予“2021-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
近年来，中央政法委制定实施专门矫治教育工作规定。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专门学校493所，是2024年年初的2倍，建成专门矫治教育场所337个，是2024年年初的2.7倍。2026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在2025年同比下降9.8%的基础上，又下降10.3%。
专门学校如何把这样一群游走在违法犯罪边缘的少年拉回正轨？
“把心里的坚冰先化掉”
育新学校位于距离兰州市区40余公里的皋兰县长川村，实行全寄宿、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接收的几乎都是像冯飞一样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
在这里，他们不仅要接受义务教育阶段基础的文化课教育，还要通过军事训练、体育锻炼、心理健康辅导、劳动等，实现“再社会化”。
把心里的坚冰先化掉，是这里所有工作的起点。
“这些孩子从社会上的无拘无束、昼夜颠倒，突然进入全封闭、全寄宿的管理，生活节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育新学校校长张天革说道，他们往往养成了扭曲价值观，“有的好逸恶劳，说在这里要学习、训练和劳动，他宁愿到看守所待着，一天吃完了睡、睡完了吃”。
在甘肃省最早建立的专门学校之一——张掖市洪信学校（以下简称“洪信学校”），心理健康教师崔丽兰也有同样的感受。
在一堂心理课上，崔丽兰曾提问，如果和人发生冲突，要如何处理。一名男生反复坚持：“实在忍无可忍，我没有其他办法，直接动手。”这个男生因打架斗殴治安违法被送教，崔丽兰和他深入沟通后了解到，其父亲管教方式就比较粗暴，他犯错的根源很可能在于，他从小只学会了这一种处理问题的方式。
“很多孩子是带着心理创伤来的，他们的经历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崔丽兰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有的父母多次再婚，孩子要不停适应新的家庭运行模式，有的在学校受过霸凌或心理创伤，有的在社会上待的时间比较长，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建立信任关系”。
“学校里有个说法：老师像妈妈，教官像爸爸。”洪信学校的驻校民警王磊原本在张掖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工作，建校后来到这里，以教官的身份指导学生的行为，却并不高高在上。他和学生24小时同吃同住，学生跑3公里、8公里，他也跑。“我一天在干什么他们都看在眼里。”王磊说。
这些未成年人入校的第一天往往充满抵触。王磊常引导他们：“想想你第一次骗爸妈的钱，或者‘拉车门’偷东西的时候，内心是怎么想的？初次干这些事的孩子往往又紧张又刺激，更多的是夜不能寐——明天警察会不会来找我？”
随后王磊再让他们对比感受，在学校里安安稳稳睡一晚，“没有人骂你、训斥你，第二天醒来，没有干亏心事的时候，那种踏实感是不是很少有的？”
在王磊看来，这份工作的意义在于把打击犯罪的环节往前移，“教育矫治的目的不是处罚，而是为了挽救”。
育新学校政教处干事、法治课教师张亚娟发现，这些学生中，有的把法律的“空子”钻得很清楚，“多少岁抓、多少岁不抓，门儿清。但让他理解法律为什么这样规定，却理解不了。”她的选择是在授课中穿插大量案例，从“为什么进来了”“按照什么判的”“这个案件给你的启示是什么”讲起。
有一名学生对法律听得多了、悟得也快，张亚娟干脆劝他，“你下工夫学一下，说不定以后能考律师、考公检法”。
“这是学校，不是关人的地方。”专门学校常被误认为“未成年犯管教所”，洪信学校校长张文喜很在意这个区分，他给自己定的职责，是把孩子挡在未管所的铁门之外，“起码能防范他继续从严重不良行为走向违法犯罪”。
“办好专门学校，就能少办一所监狱。”张文喜说。
迷途背后的困境
今年夏天，在张掖一家烧烤店里，赵宇（化名）正忙着上菜。这是他离开专门学校后自己找的第一份工作，3个月没有向母亲要过一分钱。让母亲王燕（化名）更安心的是，孩子能够按时回家，也会接她打来的电话了。
一年多以前，这个男孩完全是另一副样子：初二辍学，跟着社会上的同龄人彻夜不归，在街面上“拉车门”盗窃。2025年4月2日，他被送进张掖市洪信学校；2026年5月8日离校，前后历时一年零一个月。
王燕回忆，儿子小学时成绩并不差，还喜欢画画。变化发生在读初一时，课程难度陡然提高，他开始厌学，对任课老师产生抵触。成绩跟不上，也不被喜欢，他和老师对着干，慢慢就不愿去学校了。
“把他送到学校门口，他自己再溜出去。”王燕告诉记者，学校老师不可能满街去找一个孩子，中间那段时间他去了哪儿、干了什么，往往不知道。在学校里找不到存在感的孩子，转身去了能给他认同感的地方——那些同样不上学、十五六岁就在街面上混的同龄人。
家庭也没能拉住他。赵宇的父亲长年在外地工作，等孩子叛逆了，父亲想管，孩子的回答是“你多少年没带我，现在凭什么管我”，此后常常是离家、说谎、夜不归宿。直到他因多次盗窃被送入洪信学校。
让王燕感到意外的是，赵宇回家后告诉她，“洪信学校的老师才是好老师。”王燕的理解是，普通学校的老师更关注成绩，而这里的老师“不会戴有色眼镜看这个娃娃”。
“用放大镜去发现孩子的闪光点，用显微镜去寻找孩子的进步。”张天革也这样要求育新学校的老师们，通过鼓励和肯定增加认同感，认同感带来归属感，“有了归属感，孩子才会在心理上自我约束，才谈得上树立规则意识和法治意识”。
事实上，像赵宇一样的涉罪未成年人走上歧路，往往有着复杂的原因。张天革总结为“四失”：其中家庭失管，是最核心的一条，这里的孩子往往来自重组家庭、单亲家庭、留守家庭，还有干脆没人管的；其次是学习失信，他们在学校没有兴趣也没有信心，得不到肯定和认可，没有归属感，逐渐流向社会；交友失慎，交什么圈子就走什么路。社会失助，部分孩子事实上处于社会救助帮扶覆盖不到的地带，“有的偷到就能吃上，偷不到就吃不上”。
有一个孩子，让张天革至今说起来仍觉得动容。
他的父母离异，父亲完全甩手不管，母亲再婚后把他的微信拉黑，他由60多岁的爷爷奶奶抚养。两位老人做环卫工，一个月工资只有1000多元。
“他感觉自己亏欠他爷爷奶奶太多，这么年迈还挣钱支撑他读书。结果有一次他生病要做核磁和CT检查，他不想让奶奶花这个钱，就选择了再偷。”张天革告诉他，从法律上说，可以起诉父母，父母在他成年以前必须给付抚养费。可他说，对父母，他一方面是爱，一方面是恨。“如果做得太绝，这辈子可能就得不到父母的爱了——他宁愿去偷，也不愿意去起诉。其实他本质不坏。”张天革感慨。
“从法律上讲，专门矫治教育是一种保护处分措施。这些犯了错的孩子，通过矫治，让他们形成好的习惯，教育和挽救回来，极有可能改变他的一生。”张天革说。
专门学校的作用，并不止于校门之内。
“这些昼伏夜出流落社会的刺头孩子，相互之间都有联系，一听说哪个团伙的头头被送来了，剩下的也作鸟兽散。”张志宏介绍，专门学校对他们产生了一定的震慑作用。兰州育新学校2024年9月运行，2025年全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的发案数均出现明显下降。
据了解，甘肃平凉市曾有几个跨多省作案的未成年人盗窃团伙，当地公安机关曾每天收到七八份协查函。2023年9月，平凉市阳光学校建成后，这些团伙的为首者和骨干被送入接受专门教育，“剩下的人都散了，不敢干了。此后3个月，一个月都收不到一份协查函，当地未成年人犯罪率锐减。”当地政法机关相关负责人介绍。
做好矫治“后半篇文章”
“我只觉得我索取我的父母都是应该的，我没想到我的行为会让我的父母也蒙羞，我的父母很不容易。”这是在洪信学校组织的模拟法庭上，一名女生扮演被告人家长后发出的感慨。
模拟法庭的剧本由张掖市人民检察院组织编写，素材取自各县区高发的真实案件。张掖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主任李婧曾参与洪信学校筹办，学校投入使用后，她被派驻担任法治副校长。
李婧记得，那场模拟法庭活动，台下也有学生哭了。一名女生说，如果不是这个学校，自己现在可能就在看守所，“一辈子就毁了，我觉得这是国家、是学校给我的一次重生的机会，我一定要把握住。”还有扮演公诉人的学生说，站在那个位置上他觉得很骄傲，“我长大了也想站在这里”。
“那种效果，比简单的说教要好得多。”李婧说。她介绍，围绕“谁来送、怎么送、什么时候能走”，张掖市出台文件明确了送教、离校程序，市县两级设立专门教育和专门矫治教育评估组，评估依据主要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实行评估前置、一人一评、分级负责。
在洪信学校，学生入校时根据入学评估和现实表现获得一个基础积分，取决于其所犯罪错的恶性程度，常常是负数。他们日常行为规范量化考核积分达到一定分数即启动离校评估，由教官、班主任、任课老师共同研判其在校表现、家庭支持力度、回归社会后会不会再出现不稳定因素，通过后再提交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上会。
为什么不以“案情”定去留？张文喜举了个例子：有的孩子知道刑法的相关规定，盗窃时刻意只拿一部分，犯了四五回；有的则不懂法，偷了一次就被送教了。
“这两个情节到底哪个重？”张文喜的判断是，重点要看社会危害程度和行为固化的情况。这套考核办法两年多里修订了16稿，一度有学生待了一年半积分都没达标，出现了“躺平”，后来，学校引入集体考评，让同伴之间形成带动。
如今，洪信学校摸索出适应过渡期1-2个月、教育转化期3-7个月、离校后巩固强化期约一年的矫治规律。
在矫治效果上，李婧的感受很直接。洪信学校建校前，对附条件不起诉未成年人的帮教较为有限，“常常每个月把他叫过来，听听他的思想，问问最近在干吗。”而送专门学校之后，首先对这些未成年人的行为形成了约束，让他们正确认识自己行为的严重性，通过老师的关怀，他们的思想也有着很大的变化。
张文喜把离校衔接帮扶称为“后半篇文章”，今年暑期离校的十几名学生中，1人考上普通高中，其余10人逐一落实了中职学校，“学一门技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甘肃省委政法委法治处处长曹军利介绍，省委政法委会同有关部门分别制定《专门学校办学条件标准》《送教离校评估办法》《学生管理和教育教学规范》《跨区域送教协作工作措施》《离校学生衔接帮扶工作措施》《专任教师职称评审政策》等6个配套文件，以制度化方式统一全省工作标准、规范业务流程、厘清部门职责，推动专门教育规范有序、安全高效运行。同时出台提高专任教师薪酬待遇和拓宽人才招引渠道的政策措施，保障专门教育队伍。
针对离校学生存在的无人接管、漏管失教、帮扶缺位等实际问题，甘肃建立为期两年的跟踪帮扶机制，有针对性地落实就读保障、就业帮扶、困难救助、关爱教育等帮扶措施，同步指导各地建立信息反馈制度，根据学生离校后复学升学、回归社会的不同去向，由教育、公安等部门按季度分别向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和专门学校反馈帮扶情况，专门学校落实延伸帮扶责任，实现教育管理无缝衔接、常态长效管控。
这两所学校没有寒暑假、没有周末，张文喜常常在周末和晚上到校：“我不放心，真的是如履薄冰。”张天革常跟同事们说的是另一句话：“我们能引导挽救一个孩子，就是挽救一个家庭，造福一方的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