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任委员、资深教授石鸥走进首师大教科书博物馆，开始一天的工作。这个140多平方米的房间，他已经工作了十几年，周围是他再熟悉不过的藏品——三万多册教科书，其中大多纸页泛黄、封面斑驳。
这些被珍藏的老课本，绝大部分是他从旧书摊上一本本“抢救”回来的。这条老课本抢救性收藏之路，石鸥已经走了30年。
20世纪90年代，石鸥在湖南师范大学教“课程与教学论”专业。这个专业主要研究两件事：“教什么、学什么”和“怎么教、怎么学”。在研究和教学过程中，他愈发意识到教科书的重要性。
他举例说：“多数人未必读过《鲁迅全集》，但都在课本里读过鲁迅的文章；很多人知道高尔基，就是因为在教材上学过《海燕》。”
“有什么样的教科书，就有什么样的年轻人、什么样的国家未来和民族未来。”石鸥认为，年轻人对世界的认识最初近乎一张白纸，这张白纸上写下什么，很大程度上由教科书决定。“很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知识框架、思维理念，几乎都是被教科书塑造的。”
正是对教科书分量的认识，让他产生疑问：“鲁迅、老舍、钱学森等先辈们当年上学时读的是什么样的课本？”带着这个问题，石鸥走进一家家图书馆，查卡片目录、向馆员咨询，但得到的答案非常有限。有人告诉他，可以去百年老校的资料室看看，也许还有。他又跑了几所百年老校，仍没找到多少教材资料。
此后，石鸥将目光转向旧书市场，踏上长达数十年的老课本抢救性收藏之路。第一站是位于长沙的清水塘市场。他在摊前蹲下，一本一本翻，还真翻出了老课本。从此之后，他每个周末都会去清水塘市场淘书。
除了在长沙本地淘书，他出差时也不放过机会。一旦有了空闲，他就往旧书市场跑。“北京潘家园、上海文庙、云南昆明的旧书市场……全国有名的旧书市场我几乎都去过。”石鸥说，即便是到浙江嘉兴的一个小县城，他也要向熟人打听当地有没有旧书市场，得知有个小市场后，第二天一早便立刻赶了过去。到国外出差时，他也要去当地旧书店转一转，看看有没有中国的老课本。
几年后，石鸥的名字已在各大旧书市场传开。有一次在南京，他看中一本珍贵教科书，想跟书摊老板砍价，却遭拒绝。摊主说：“有一个叫石鸥的教授，他要是知道我手上有这本书早就拿走了，他在我这里拿了很多教科书。”石鸥听后哭笑不得。此前他从没在这书摊买过书，老板也并不认识他，却拿他当抬价的幌子。
久而久之，旧书圈出现一种说法：石鸥把全国老课本的价格炒高了。石鸥听了，只是笑笑。他说，自己并非只为了收藏。“我在抢救、整理的同时，还围绕着这些书来开展研究、教学和人才培养。”
石鸥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他看到一本地理教科书《小学万国地理新编》，翻开一看，编者署名是“皖怀陈乾生重辅氏”。“很多人不知道，这就是陈独秀！”石鸥激动不已，当即把书买下。随后，他对这本书展开研究。“以前，这本书多被认为是以日本教科书为蓝本翻译而成，其实不对。大量证据显示，该书主要由陈独秀编著而成，并非译作。”
2010年，石鸥来到首都师范大学任教。2012年，首师大教科书博物馆成立，石鸥任博物馆负责人。“张之洞编的课本、蔡元培编的课本、徐特立等人编的课本……”对于博物馆内的三万多册藏书，石鸥如数家珍。
博物馆没有专职工作人员，接待参观、整理藏品等工作，全由石鸥本人和他的硕士生、博士生完成。依托教科书博物馆，首师大率先开设教材建设方向硕博招生点。博物馆也向海内外学者敞开大门，为他们提供学术资料。这里同样面向公众开放，大量大中小学生走进展厅，在课本前驻足、学习。
教科书传承的，不仅是知识，也是情感。最让石鸥印象深刻的，是一封来自福建的信件。寄信人是百岁老人黄以雍的外孙。黄以雍的父亲黄展云曾参与编纂多套教科书。老人想看看自己父亲当年编的课本，多方寻觅，最终得知石鸥在收藏老教材，便让外孙写信，希望能够得到一份影印件。
石鸥读完信，对学生说：“老人家年纪这么大了，我们得尽快影印。”学生赶紧去馆藏中查找、影印、装订成册，随后寄往福建。后来，老人的外孙来信向石鸥表达感谢——老人收到了影印件，了却了多年心愿。
从一个博物馆出发，石鸥抢救回来的这些老课本，正以教学、研究、参观等方式，被一代代人看见。但在他看来，这些还远远不够。“教科书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我和课本的故事未完待续。”石鸥说，自己还要继续研究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