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在运城折出一个
近乎九十度的弯
把河津、万荣、临猗、永济
芮城、平陆、夏县、垣曲
八县市揽入怀中
唐之中都，长河浩荡
这片被母亲河滋养的土地，串起了大唐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从开元盛世的蒲津渡铁牛，到安史之乱后归降的郡王墓冢，再到散落于黄河两岸的国保古建，运城以独特的方式见证了大唐从巅峰走向转折的全过程。
本期#国宝第一市#，我们循着黄河一号旅游公路，走进蒲津渡与蒲州故城，走近名将之后薛嵩，在万千气象与历史回响中，解码运城国保里的大唐密码。
蒲津渡大铁牛
盛世的重量
蒲津渡自古就是横跨秦晋的交通要冲。大唐时，河东既是李唐入关前的战略跳板，又是盐铁重地，蒲津渡则成为河东池盐西运长安的漕运枢纽。
为了加强对河东地区及北方的统治，唐玄宗命兵部尚书张说主持改造蒲津渡。张说几乎倾全国之力：将河岸上原本固定的木桩换成铁牛，而连接浮桥的竹索也被换成了铁链。
这笔账足以令人震动：铁牛之外，还有铁山、铁柱等配套构件，合计用铁800余吨，据估算约等于当时全国一年产铁量的五分之四。
考古发掘出的四尊铁牛，每尊长约3米、高约1.9米，重约55至75吨不等，牛尾后有直径约 0.4 米、长约 2.3 米的横轴，用于拴连桥索，横轴轴头饰有菱花、卷草、莲花等纹饰；
铁牛旁各立一名高约1.9米的铁人，形态各异、造型精美，分别代表四个不同的民族。
这组铁牛世所罕见，是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渡口铁牛群。
一个王朝肯把几乎全年的铁产量，浇铸成浮桥的地锚，这本身就是对国力最直白的宣示。开元铁牛，犹如一枚铁铸的印章，被大唐重重盖在黄河岸边。
蒲津渡前，就是蒲州故城西门，这座城的历史远比唐朝古老，在考古上可上溯至北朝，在古代文献中被指认为“舜都蒲坂”，承载着远比唐代更为久远的文化记忆，到唐开元八年（720年），更被列为“六大雄城”之一。
然而，这座雄城的命运也映照出此后千年的跌宕历史。金元之际，蒙古铁骑南下，蒲州城在战火中损毁严重；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关中大地震袭来，“天塌蒲州”，繁华城池几为废墟；
此后黄河水患反复侵袭，1946年黄河涨水后，居民渐次搬迁；20世纪50年代末，因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古城中最后一批居民外迁，这座千年名城就此沦为遗址。
如今，行走于蒲州故城遗址，脚下是唐代夯土城墙的残基，眼前是遗存的明代砖墙与四门瓮城。
一座故城的兴废，恰如一部微缩的中国史——大唐由盛转衰，宋元明清更迭，乃至近代水利工程带来的迁徙，都层层叠压在这片土地之下。
郡王薛嵩
大唐转折的缩影
薛嵩，出身河东薛氏，祖父是“高宗朝名将”、白袍将军薛仁贵。这个将门之后的命运，几乎就是安史之乱前后大唐政治生态的缩影。
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出身将门、以门荫入仕的薛嵩投身叛军。他作战勇猛，后在叛军中被授为邺郡节度使。
然而，当安史叛军屡屡失利、大势已去时，薛嵩以相、卫、洺、邢四州降唐，被授予昭义节度使，封平阳郡王。
归唐后的薛嵩，在大乱之后的重建工作上兢兢业业，深得百姓爱戴。其祖父薛仁贵立下赫赫战功，生前仅封平阳郡公；薛嵩不仅封王，更坐镇一方，官爵在其祖之上。
彼时，中央无力彻底清算叛军旧部，只能以节度使的合法身份换取归附，藩镇体制由此成为帝国的新常态。
薛嵩神道碑至今矗立在夏县田野之中，碑文所载薛嵩事迹齐全，“可与史载互证，亦可补史缺”。
这通碑，是一份沉默但确凿的证词：大唐的转折，不仅写在史书的字里行间，也刻在运城土地上一块六余米高的青石上。
值得一提的是，薛嵩在蒲剧中被演绎为《薛刚反唐》的原型，久演不衰。剧中薛刚的“反”，反的是奸臣当道，守的是薛家三代忠良对大唐的赤诚。而这份“忠”与“义”，恰恰是运城这片土地上最原生的底色。
王朝西去，薛嵩墓的碑石刻着一代郡王的转身。蒲津渡的铁牛沉入河底又浮出，东边台塬上，普救寺塔中，崔莺莺与张生的故事承载着乱世之后的悲欢。
不远处，鹳雀楼上王之涣极目远眺，那是盛唐才有的胸襟。沿黄河一号旅游公路往北，飞云楼在明清遗构中，保留着唐代楼阁建筑的形制脉络，广仁王庙的梁架留存唐代木构的孤例，后土祠的祭坛回荡玄宗祭祀的余音。
这些散落的遗存各自讲述大唐的不同章节——盛世的重量、转折的阵痛、世俗的温度、信仰的虔诚，皆在运城大地上一一落定。
#国宝第一市#
运城，102处国保，一部华夏文明简史
古建、遗址、壁画、墓葬......
带你走读运城
持续更新，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