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下旬，武汉籍开国少将汪洪清之子汪中原在郑州接受采访，身上穿的是一件15年前花45元买的上衣，一条裤子已经穿了20年。
武汉籍开国少将汪洪清。
“能穿就穿，没必要浪费。”汪中原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服，回忆起了父亲的生活习惯。
一家人吃饭，只要米粒掉在桌上，汪洪清都会捡起来放进嘴里。菜吃完了，盘底剩点菜汤，他倒些白开水一兑，用筷子搅一搅，再端起来喝掉。
汪洪清11岁进纱厂当童工，20岁参加宁都起义投身红军，23岁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从普通红军战士成长为政治干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为什么直到晚年他连一粒米都舍不得浪费？
答案要从武汉的一家纱厂说起，也要沿着他的长征路往回寻找。
纱厂“孩子王”成为红军战士
1911年，汪洪清出生在汉阳县鹦鹉洲瓜堤河街（今属于武汉市汉阳区鹦鹉洲一带）。1922年至1931年9月，他在武汉裕华纱厂当童工、工人。
年幼的汪洪清每天在机器间穿行，搬运、清扫，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监工拿着棍棒在车间里来回巡视，工人稍有不慎就会遭一顿毒打。汪洪清后来自己形容那段日子：“头上泡泡垒泡泡，天天肚子吃不饱。”“泡泡”是指他挨打后头上鼓起的包，汪洪清自己都数不清挨过多少次打骂。
汪洪清不是肯低头受气的人，在同龄孩子中很有号召力。纱厂里，谁被欺负刁难了，他都敢站出来鸣不平。
儿子汪中原这样理解父亲：“他就是小孩头、孩子王。”那个年代，没什么好吃好玩的可以分给伙伴，能让人心甘情愿信服的，是“你受欺负了，我护着你”的义气。
汪洪清之子汪中原。记者高文举 摄
长期身处备受欺压的社会最底层，汪洪清早早感受到普通劳动者的苦难，这影响着他的人生选择。汪中原说：“父亲是穷苦出身，对资本家和地主老财恨之入骨，打起仗来不怕死。”
1926年，15岁的汪洪清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接触革命活动。
1931年10月，他进入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从事通信工作。2个月后的12月14日，26路军在江西宁都起义，加入红军。起义部队随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汪洪清由此成为一名红军战士。
汪中原向记者展示父亲参与宁都起义的历史资料。记者高文举 摄
党史资料上记载：宁都起义后，红5军团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实行官兵平等，并开展系统政治教育，这支由旧军队起义而来的部队逐步被改造为新型人民军队。
1932年2月，汪洪清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从普通战士、政治干事，一步步成长为红军政治干部。
这年春天，红5军团第15军从瑞金任田市出发，准备攻打赣州。当时，汪洪清在15军交通队当电话兵。
出发第一天，他就开始发烧。起初，他没声张，想着“走走路、出出汗就好了”。第二天，他病情加重，浑身发冷、打哆嗦。中午前后，他实在走不动了，便钻进路边一个破草棚，蜷缩着等后面的部队。
“同志，你是哪个单位的？怎么躺在这里？”
听见有人喊，汪洪清有气无力地说：“15军交通队的，病了。”
来人问清情况，立即让警卫员扶他上马。
直到这时，汪洪清才知道，眼前这个穿着灰粗布军装、脚穿草鞋，还背着一支步枪的人，竟是红5军团军团长董振堂。
这个身份，让他一下想起了此前在白军中的经历。有一次给旅长接电话稍微慢了一点，汪洪清挨了一顿臭骂。
眼前这位军团长让警卫员扶自己这个普通战士上马，自己背着枪步行。
汪洪清不敢骑。
董振堂却执意坚持让马。
随后，听说汪洪清是工人，董振堂打开了话匣子：“工人，好哇！咱们红军就是工农的子弟，为受苦受难的工人和农民打天下的……”
一路上，董振堂自己背着枪步行，还不时回头看看马上的汪洪清。休息时，他把自己的水壶递给汪洪清；到了宿营地，又让警卫员给他弄面汤；天黑后，还派担架把他送回15军交通队。
汪洪清后来专门写文章回忆这件事，他还记得军长的话：“红军和白军不一样，白军军官压迫士兵，红军官兵平等，是阶级弟兄。”
很多年后，汪洪清成为政委、成为将军，待战士都极亲和。他的待人方式，在刚加入红军时就在心里扎了根。
“我们拼死也要把他们救出来”
1933年11月至1934年3月，汪洪清在中央苏区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高级班学习。
1934年4月，江西广昌，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前夕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惨烈战场。红5军团第13师37团在云际寨、大罗山一带阻击敌军。汪洪清当时在该团1营任营长，和营教导员袁文一同巡查阵地、安排防务。
4月21日，敌军第96师猛攻云际寨。1营连续击退2轮冲击后伤亡较大，接到撤至第3道防御地带的命令。汪洪清安排通信员通知袁文带领3连撤退，自己率1连、2连先行撤出。队伍后撤三四里地后，他始终没有看到3连的身影。
汪洪清当即判断袁文和3连陷入了敌军包围，对着身边官兵高声喊道：“教导员和3连还没有撤下来，走，我们拼死也要把他们救出来！”话音未落，他便端起一挺机枪，带头调转方向冲向敌阵。
汪中原后来听父亲讲过那天危急时刻的场景。汪洪清发现袁文负伤被围时，已经无法行走，便率领战士们拼死相搏，硬是撕开敌人的包围圈，救下被围困的3连，又找来2名战士，拆下门板当担架，将袁文救了出来。
陈伯钧担任过红5军团参谋长，是开国上将。据《陈伯钧日记》记载：1934年7月16日，汪洪清带来新战士三百余人，当即补充各团。彼时汪洪清担任红5军团第13师37团政治委员。9月，因身体患病，他又一度离岗休养。
很快，更漫长严峻的考验到来。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汪洪清随红5军团踏上长征征途。
红5军团承担的是全军后卫任务。湘江战役中，红5军团伤亡惨重；第34师在掩护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后几乎全军覆没。
汪洪清正是从这样一支经历惨烈牺牲的部队中走出来的。“战友不能丢”，在云际寨如此；此后在更长、更艰苦的长征路上，这种朴素的战友情也始终伴随着他。
成为红军“战略骑兵”一员
长征中的汪洪清，有一个重要身份——敌工干部。
1935年，他担任红9军团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该军团承担战略掩护任务，四渡赤水期间伪装成红军主力在乌江北岸佯攻牵制敌人，单独行军作战近2个月，被称为“战略骑兵”。
汪洪清负责的敌军工作部主要工作是瓦解敌军、收集情报、开展统战。光有胆子不够，敌工干部还得脑子活、嘴巴灵、让人信得过，需要了解人、争取人。
汪中原说，父亲有着过人的语言天赋，“到了新地方，他很快就能学会当地的方言”。这让汪洪清在敌工工作中更加得心应手。
有一次，部队抓获了一个福建籍俘虏，一名来自福建的红军战士负责审讯。结束后，汪洪清问战士：“他说什么，你听懂了吗？”
战士摇头。
汪洪清当即翻译：“他说想回家，但是没有路条，也没有盘缠。”
福建方言复杂，省内不同片区之间往往难以互通。在场红军战士无不惊讶——一个湖北人，听懂了福建人都听不懂的福建话。
在汪中原的记忆里，父亲在湖北讲湖北话，到河南工作后说一口河南话，遇到湖南亲友能讲湖南话，陕西话也模仿得有模有样。
这背后，是他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观察能力和群众工作能力。汪中原认为，长期与不同群体接触、处理复杂关系的经历，塑造了父亲沉着机敏的性格。
一次，汪洪清外出执行任务，需要借宿在当地老乡家中。老乡提醒他说：“今天晚上可能有土匪经过，你还是换个地方吧。”
汪洪清没有离开，回复道：“没事，我住这里。有异常可以和我说。”
深夜，一伙土匪果然来到附近。老乡告诉对方：“汪胡子在里面。”
听到这个名字后，对方没有进屋，往门内望了望，转身离开。
汪中原解释，父亲年轻时留着络腮胡子，当地人称他“汪胡子”。这件事是他和父亲后来聊天时提起的一个片段，具体发生时期已无法确认，但从中可以看出，长期革命实践中，汪洪清与群众、地方人员建立了稳固联系，也形成了一定的个人威信。
从红9军团敌工干部，到后来继续担任红军部队政治工作领导职务，汪洪清始终把与人沟通、了解群众、掌握情况作为自己的工作方法。
“有文凭不一定有文化，有文化不一定有思想。”汪中原还提到，父亲这一代革命者，很多来自社会底层，他们经历过生活苦难，更能够理解普通百姓的处境，也是在革命队伍中不断学习、锻炼，逐渐形成坚定信念。
汪洪清儿时没有受过系统教育，进入红军后，才真正开始学文化。
“行军走路的时候，前面战友的背包上写一个字，后面的人就跟着认一个字。”汪中原表示，当时行军就是课堂，战友的背包就是黑板，许多原本不识字的战士，在行军、学习和战斗中逐渐掌握文化知识。
几年下来，从纱厂走出的童工汪洪清已经能读书、看报，也逐渐成长为优秀的政治干部。
沿着汪洪清所在部队的番号变化，还能看出他的长征路线比一般人更曲折。
1935年1月前后，汪洪清进入红9军团政治部从事敌军工作。红9军团在遵义会议前后长期担任掩护、牵制任务，曾渡乌江，在遵义东北方向活动；1935年3月，主力南渡乌江后，红9军团一度被隔在乌江北岸，随后独立转战黔滇，经过老木孔一带，之后渡过金沙江。
1935年5月，红9军团掩护主力北渡金沙江；随后翻越夹金山。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胜利会师。7月，红9军团改称红32军，编入左路军，继续随红四方面军行动。汪洪清后任红四军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第10师政治委员、第10师政治部主任。
中央红军部分部队首次穿越草地通常历时5至7天。会师后，由于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红四方面军部分部队经历多次转战，3次穿越雪山草地。汪洪清也随部队经历了这段艰苦历程。
“我父亲走了49天草地。”汪中原说。
草地行军，纵横数百里水草地，泥沼被深草覆盖，人和牲口一旦陷落即被吞没。干粮吃光后吃野菜草根，有的人误食毒草丧命。他们白天在泥潭水草间跋涉，夜晚卧在湿漉漉的草地上。很多红军永远留在了荒原。
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抵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这是继1935年懋功会师后的又一次大会师。当天进入会宁的红四方面军部队中包括红4军和红31军。10月22日，红一、红二方面军又在将台堡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从中央苏区出发，到贵州、云南、四川；从红5军团到红9军团，再到红四方面军；翻雪山、过草地，又在分合与曲折中北上……
汪洪清很少向子女讲长征艰难，但和老战友聊天时常遗憾感慨：“大批红军牺牲在路上，连姓名和遗骨都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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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没有在1936年结束
1936年，长征胜利结束了。
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汪洪清继续从事统战、政治工作，工作能力来自长征时期敌工工作的积累。在部队管理上，他延续红军时期形成的作风，清晨带头出操训练，与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被官兵们称为“我们的实干政委”。
长征途中淬炼出的“红军本色”，他保留了一生。
比如粮食。
汪中原认为，父亲珍惜粮食，既与童工时代挨过饿有关，更与长征时期尤其雪山草地上的饥饿经历分不开。那些年，“吃不饱”意味着有人走着走着就倒下，再也没能起来。
所以后来条件好了，掉在桌面上的一粒米，他还是要捡。
再比如鞋。
正式场合汪洪清按规定穿皮鞋，内心深处却更爱千层底布鞋。部队里配发皮鞋，他穿不惯，就送给警卫班的战士。
“他对战士们特别亲，没有一点架子。”汪中原说。
1955年授衔后，汪洪清收到将军服礼盒，打开一看，白衬衣领子发黑，白手套也沾了点灰。原来是警卫班战士听说有将军服，好奇地轮流试穿。汪洪清没生气。在汪中原看来，这正说明父亲和战士之间没有心理距离。
一次乘火车，按规定，汪洪清作为少将可以乘坐软卧，警卫员只能在车厢外休息。但车程漫长，他不忍心看年轻战士坐在凳子上熬，于是将其喊进包间休息。
这一幕，很容易让人想起他刚参加红军时感受到的“官兵平等”。也让人想起1934年云际寨那个已经撤出几里地、发现战友没回来，又带人冲回去的年轻干部。几十年过去，身份变了，汪洪清待人的温度和尺度没有变。
汪中原认为，父亲将从长征磨砺出的群众观和奋斗精神融入了一生，“从没要求孩子非得穿差些，不会刻意把清苦当成家规，而是将一切沉淀为个人的生活选择，影响着后代”。
如今，汪中原自己也像父亲这样。15年前的上衣还在穿，20年前的裤子也没有扔。他说：“衣服不烂不破就能穿，不是买不起，就是觉得没必要浪费。”
灵机一动，化解刁难
全面抗战爆发后，汪洪清曾多次受组织派遣，前往国民党部队开展友军联络和统战工作。与国民党军政人员打交道，既要做工作，也要随机应变。
汪中原回忆，一次，汪洪清前往国民党驻地执行任务。刚到城门口，一名国民党军官认出他是共产党方面派来的人，存心刁难，甚至准备动手羞辱他。
面对对方的挑衅，汪洪清没有硬碰硬，而是灵机一动。每当那名军官刚抬起手，他就立即高喊一声：“蒋委员长！”军官立刻条件反射般地立正敬礼。等发现自己被戏弄后，军官恼羞成怒，准备再次动手。可每次刚有动作，汪洪清又抢先喊出“蒋委员长”。几番下来，军官被折腾得无奈不已，只好挥挥手说：“行了行了，你走吧！”
“父亲可能这么多年搞敌军工作，知道国民党只要一提到这几个字，就会特别敏感。”汪中原认为，这恰恰体现了父亲作为敌工干部的一种本能，面对陌生环境、复杂对象和突然发生的冲突，首先想到的不是逞强，而是如何把事情办成。
替早逝的哥哥养了半辈子家
由于年轻时便离家参加革命，汪洪清与武汉的家人曾长期失联。几十年的革命岁月里，他辗转各地，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孝敬父母和家中事务则由哥哥承担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汪洪清重新与家人取得联系。后来哥哥早逝，留下了需要照顾的子女。得知情况后，汪洪清主动承担起责任，接替哥哥照顾遗孀和孩子。
汪中原回忆，此后几十年，汪洪清每个月都记着时间，到邮局填写汇款单，寄钱接济侄子侄女。如果有事耽搁，下个月也会尽快补上。
后来，汪洪清常回武汉，一方面是给母亲上坟，另一方面也要看看嫂子一家。
汪中原说，父亲老家的侄子成年后，每隔一两年还会到郑州看望汪洪清。
将军年谱：汪洪清
汪洪清（1911—1990），湖北武汉汉阳人。
1922年至1931年在湖北裕华纱厂当童工、工人。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1年12月参加宁都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
193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5军团第15军政治部青年干事、第13师第37团第3营连政治指导员、第37团政治委员、红9军团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红4军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红4军第10师政治委员。参加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及中央红军长征。
1935年懋功会师后，相继任红4军政治部敌军部部长、第10师政治委员、第10师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中共陕西省委军事部副主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警卫第3团政治委员。
1945年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参加中共七大。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区第2纵队教导队政治委员、冀南军区独立第4旅副政治委员、桐柏军区汉南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1949年8月至1951年8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许昌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参加解放安阳等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24师政治委员、河南商丘军分区司令员、信阳军分区司令员。
1958年响应党中央号召转业地方，任河南省纺织工业管理局副局长。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策划| 朱建华 查锴
统筹| 舒翔宇
记者| 赵萌萌
摄像| 高文举
剪辑| 胡欣 高文举
主播| 赵慧
主播摄像| 肖僖
后期包装| 胡欣
实习生| 柳林萍 陈丽阳
编辑| 沈欣 实习生欧阳欣妍
校对| 胡蝶 蔡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