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2030年）》。这份规划共7篇28章、约6万字，设定105项量化指标。李家超将其界定为“香港迈上由治及兴新阶段的改革和重要里程碑”。
与以往专项政策和年度施政安排不同，这份中长期发展纲领的意义不只是新增目标、细化任务。更关键的是，它要重塑政府与市场的治理关系，突破香港延续多年的经济治理惯性，推动特区施政由被动应对转向主动谋划，进而释放行政主导体制的治理效能。
香港长期依托高度自由开放的市场体系形成发展优势，这与过去奉行“积极不干预”的治理理念密切相关。该传统形成于港英时期，以市场自主调节为核心，弱化政府顶层设计和中长期统筹职能，逐步塑造出“大市场、小政府”的格局。回归后，这一思维延续并形成路径依赖，特区政府施政更多遵循市场自发运行逻辑，将经济增长、资源配置、产业迭代交由市场调节，政府主要承担秩序维护、公共服务、应急兜底等基础职能，较少进行全局性、系统性、前瞻性的战略谋划。
在特定历史阶段，“积极不干预”模式适配香港小型开放经济体的发展特质，释放了自由市场活力，助力香港崛起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并构筑起高度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但随着内外环境深刻变化，过度倚重市场调节的短板日益显现。市场追求短期效率、微观收益与资本回报，难以自发解决产业结构单一、科创转化不畅、土地供给不足、民生资源紧缺、青年发展空间狭窄等结构性问题。仅靠市场自我调节，既难以破解香港多年积累的深层发展瓶颈，也难以适应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
市场力有不逮之处，本应由政府补位。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行政主导体制，特区政府被赋予统筹社会发展、主导公共治理、谋划长远建设的法定权责。也就是说，主动规划、系统治理本就是特区政府的应有职能，并非制度外的新增权限。但受市场至上思维惯性束缚，行政主导的制度优势长期未能充分释放，面对长期性、结构性问题，特区政府缺少系统性治理抓手。
因此，过往特区施政呈现较明显的被动化、碎片化特征。缺少中长期统一规划框架时，短期事务、民生琐事、应急处置持续挤压长远发展布局，各部门工作相对分散、统筹不足，事关香港长远竞争力的重大议题难以持续推进、系统落地。香港治理体系长期存在一种内在张力：高度成熟的自由市场机制，与相对薄弱的政府中长期规划能力不相匹配。
五年规划的出台，从治理根源上回应了这一张力，也为特区施政逻辑迭代升级提供重要契机。这并非否定自由市场作用，而是在坚守香港高度开放自由市场体系、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补齐政府治理短板、优化治理结构。规划立足“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框架开展制度设计，不干预企业微观经营活动，也不改变香港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核心优势。
此次制度创新的突出亮点，是扭转过去“重市场、轻统筹，重短期、轻长期”的治理偏向。通过编制首部中长期全域发展规划，特区政府可以更好履行战略引领、全局统筹、结构优化、风险防控的法定职责，将经济、民生、土地、科创、区域协同、安全防控等分散领域纳入统一的五年发展框架一体推进。
过去特区治理以化解存量问题、处置突发风险、维持社会平稳运行为主，属于被动应对型模式。五年规划建立起跨周期、全局性的发展坐标系，立足香港资源禀赋与国家战略需求主动设定目标、优化资源配置、补齐短板、防范风险。借助105项量化指标构建闭环考核体系，长远发展任务不再停留在理念和口号，长期蓝图与年度实施得以衔接，为破解施政碎片化、战略谋划不足提供抓手。
与此同时，五年规划构建起香港对接国家发展大局的制度机制。过去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多以点状、零散、阶段性合作推进，缺少持续稳定的战略承接体系。规划将国家发展需求系统性内化于香港本地治理安排，把国家宏观战略细化为香港各领域可操作、可推进、可评估的中长期任务，推动本地发展议程与国家大局同频共振、深度耦合，让香港的区位优势、制度优势、国际化优势更精准高效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依托国家战略红利夯实自身高质量发展根基。
在香港加快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治理模式升级具有标志性意义。由乱及治解决了香港的安全稳定问题，筑牢社会发展底线；由治及兴的核心，则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五年规划突破“积极不干预”治理传统，探索构建“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新型治理范式，既守住香港自由开放的核心竞争力，又补齐长期存在的规划治理短板，让市场活力充分迸发、政府治理精准赋能，形成长短兼顾、攻防兼备的现代化治理格局。
总体来看，五年规划制度的创立开启了香港发展史上的一次治理观念变革。它有助于改变香港长期“弱规划、轻统筹”的施政状态，推动发挥行政主导体制的制度优势，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辩证关系。此次施政理念的重要转向，不仅为香港破解自身发展瓶颈、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撑，也进一步丰富了“一国两制”实践的时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