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领域高校被边缘化，不在最前沿”，一张高校内部会议PPT，让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校长汪小帆很有危机感，“如何培养出快速适应产业发展的毕业生，是我们高校管理者必须面对的课题。”
作为应用型大学校长，近年来，无论是两会期间，还是日常履职，汪小帆一直围绕“加快推进高水平应用型高校建设”“加快推进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建言献策。在他看来，智能时代已成为大学发展的“关键窗口期”，给了高校换道、重塑甚至突围的契机。而这一切关键在于行动起来，“如何把PPT上的高校变成现实中的高校，这才是最难的”。
所有大学“都是智能时代的幼儿”
解放日报：对于高校来说，现在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
汪小帆：如果从2023年生成式人工智能爆发元年算起，全球所有大学都“不满4岁”，“幼儿”是最好塑形的。未来5年会是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更剧烈的5年，抓住了就是最好的时代，失去了很可能是最坏的时代。未来总会有一些大学被淘汰。如果有一天复盘它的历史，转折点很可能就是没抓住这几年。
解放日报：在高校管理者眼中，AI时代培养大学生是容易了，还是更难了？
汪小帆：难易的关键是看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如果还是以知识传授为主，那么AI极大降低知识获取的门槛。过去要死记硬背的公式、反复调试的编程、查阅大量文献才能完成的综述，现在借用AI变得容易得多。
但是，AI越深入产业，就越要求高校培养出“懂技术、会落地”的复合型人才，这就不只是调整课程设置，而是要重塑人才培养方案。比如，我们正努力构建“1（主专业）+1（微专业）+X（产业场景、产业导师、项目制课程）”的培养模式，目的就是让学生具备以应用技术来解决产业实际问题的能力。
解放日报：重塑过程中，几乎所有高校都在调整院系设置，成立了一些名字很新潮的学院或研究机构。
汪小帆：重塑的关键不是换个时髦的牌子，而是要从“换牌子”到“换脑子”甚至是“换机制”。
我认为，院系调整是“改名称不易、转理念较难、促落实更难”。我们把学校9个工科学院改为5个技术学部，重组花了不少功夫，之后需要学校上下尽快在理念上达成共识——从学科建设逻辑转向产业需求逻辑，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与产业链直接对接。即便大家都认同这些，关键的还是如何落到一门门课程、一间间实验室、一个个办公室里去。不落到最微观层面，所有的重塑都是空的。
当然，教师的转型、管理体制的变革、学校设施的提升，甚至学生学习习惯的调整，都需要时间与精力。因此，这样的重塑既是当务之急，也需要久久为功。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无法一步到位，就观望等待、停滞不前。有序推进与拖延懈怠，是两回事。
年轻教师不转型，高校就没有未来
解放日报：重塑过程中，教师的压力大吗？
汪小帆：非常大。我们希望40岁以下教师要“尽快转型”。年轻教师有先天优势——执教时间不长，没有过深的传统印痕，对新技术的接受度更高。他们不转型，我们的高校就没有未来。
解放日报：学校对他们有“非升即走”考核吗？
汪小帆：我们学校没有。我们教师系列分为教学为主型、教学科研型、科研为主型、社会服务型等，每个类别内也可选择不同的发展路径。学校还设有“校聘教授”制度，为那些没有帽子但表现突出的青年人才破格晋升建立“快车道”。
过去职称晋升确实存在“重论文、轻创新”“重基金、轻横向”的倾向。为此，我们一方面取消了学校层面的论文奖励，另一方面给教师在成果转化领域更大的支持。我们鼓励教师申报国家基金，但不再把它当作职称晋升和考核通过的硬性条件。一句话，要让“做创新、有贡献”而非“发论文、拿基金”成为应用型高校教师的共同追求。
解放日报：客观上，高校教学与科创一线之间必然存在“时差”。
汪小帆：未来，高校传统教学的“滞后性”与企业发展需求的“即时性”的矛盾只会越来越突出，解决之道是不断深化产教融合，让产业教师从单纯参与到共同治理，从客串嘉宾到共同授课，从做个讲座到协同育人。
具体落到课堂上，就是要推动课程内容与产业实践无缝对接。专业课程中，产业教师授课要约占三分之一，课程内容要与产业同频共振；企业主导型课程中，产业教师授课要约占三分之二，便于产业前沿知识无时差进课堂。
解放日报：重塑过程中，该怎么看待基础学科教学？
汪小帆：今年起，我们要求即便艺术专业的学生也要学数学，当然教学内容会作相应调整。人工智能技术的初步理解需要数学基础。况且，即便未来不从事与人工智能直接相关工作，具备较强数理基础的学生适应能力也会更强。
至于英语，我的观点很明确，无论是跨文化理解，还是工作需要，英语的应用能力仍是一大优势。况且至少到目前为止，AI技术的底层语言还是以英语为主。当然，这不代表一成不变。今年起，我们把英语课程从10个学分减为不超过6个学分，看似是降低了要求，但实际上是希望减少教师单向讲授时间，把更多精力放在提升学生的听说能力上去。
应用型高校要“做最好的自己”
解放日报：你提过应用型高校面临“夹心层”困境：创新水平不如研究型大学“高大上”；人才培养不如技能型高校“接地气”，结果高不成低不就。
汪小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评价体系“一刀切”。长期以来我们是把所有本科高校放在同一个“篮子”中评价，包括学位点申报、学科评估、教学成果奖评审等，这套指标客观上更适合研究型大学。因此，不少原本行业特色鲜明的应用型高校，为了符合“一刀切”指标，反而弱化了特色。
另一方面是办学定位“不清晰”。在评价“指挥棒”牵引下，应用型高校自然有向研究型高校看齐的冲动：学院要争取更名为大学，之后争取获批硕博学位授予单位。对此，我们要从历史角度给予理解，但也要清楚认识到，这一过程中应用型高校在一定程度丢掉了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地气”，却又难以在原始创新中与研究型大学形成有效竞争，结果得不偿失。
去年全国两会上，我提交过“关于加快推进高水平应用型高校建设”的提案，得到教育部积极回复。近日，中央印发了《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特别针对应用型高校提出，建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力量，实施优质特色应用型本科院校和学科专业建设工程。因此，对于应用型高校而言，关键是要坚定办学定位，扎根区域、服务产业、强化特色，在分类发展中成为“不可替代”的大学。
解放日报：这样的判断，与你在不同类高校工作过有关吗？
汪小帆：过去20多年，我担任过上海交大学院领导、上海大学副校长、上应大校长。三所高校各有特点，期间还在四川省教育厅挂职过分管高教的副厅长。
这些经历让我对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有较为全景式的一线认识，它不能是一个单一标准、单一目标的固化体系，而应是一个分层分类、各有追求的良性生态。研究型大学应更多考虑如何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和关键技术攻关，应用型高校更多要考虑如何服务区域发展和产业进步。交大和上大有许多值得上应大学习的地方，但是上应大改革不能简单去模仿它们，而是要努力成为最好的自己。
解放日报：研究型大学也在进行产教融合，会对应用型大学产生压力吗？
汪小帆：当然会。如果应用型大学没有特色，就会被进一步边缘化。在我看来，应用型大学竞争力不在于追赶研究型大学，而是要成为产业升级中不可替代的支点。我们不需要和研究型大学比顶刊论文，而是更看重能否解决企业一个个具体的“卡脖子”问题；也不需要和技能型高校比单项技能，而是更加看重我们培养的工程师是否真正具备在产线上的技术应用能力。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论文写在大地上，技术用在产线上”。
探索中本贯通培养路径
解放日报：长期以来，应用型大学被视作无法考入研究型大学的“第二选择”。
汪小帆：在目前高考招生制度下，考生大多会基于自己的成绩尽量选择排名靠前的研究型大学，这可以理解。但我们也要看到，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正从学历本位向能力本位转型，拥有真实本领比拥有名校文凭更重要。这就是应用型高校的底气，希望在不久将来，应用型大学不再是考生“退而求其次”的选项，而成为越来越多考生面向未来的主动选择。
解放日报：这几年，中本贯通成为越来越多学生与家长的选择。
汪小帆：上应大目前与4所中职开设5个中本贯通专业，它们在中职招生分数持续上升。中本贯通让读中职校不再是考不上好高中的无奈之举，学生基本都能在中职毕业后就读本科，且不少中本贯通专业与产业紧密对接，学生就业路径清晰。
我接触下来发现，这些学生普遍具有较强实操能力，例如，中本贯通的化工专业学生本科毕业时全获得化工总控工高级证书。但相对而言，他们的数理化等基础存在一定短板，往往还要为这些学生单独开设高等数学等课程。我开始很好奇，他们中职3年也用普通高中教材，为什么基础会比高考生差？后来了解到，因为他们提前3年锁定高校，可能是“确定性”让一些学生过早进入舒适圈。
因此，我们也在和中职校商量如何把前3年的中职和后4年的本科有效贯通。一方面，要让这些学生在中职3年没有高考压力的情况下激发学习动力；另一方面，还要让他们在本科4年为未来发展打下扎实基础。我们要努力探索“3+4”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