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0日，光谷传来令国内集成电路圈振奋的消息：国内首条3D先进封装量产线在武汉通线。通线企业，正是江城实验室孵化的湖北星辰技术。今年，武汉将集成电路确立为"首位产业"，提出以超常规手段推动决定性突破。这条量产线让"首位产业"从规划走向实景，它为何能跑赢时间？答案在它背后的江城实验室。本期一线观察，我们专访了江城实验室副主任、战略研究院院长、江城智库负责人熊炳桥。
一、武汉为何提"首位产业"？
记者：“首位产业”这个概念提出的背景是什么？它有哪些内涵？
熊炳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明确了六大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其中集成电路排在首位。今年3月之前，我们实验室主任杨道虹根据多年实践提出一个设想——武汉要推动集成电路产业打造为首位产业。
杨主任有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如果武汉没有像集成电路这样的支柱产业，那武汉就是一个"热干面城市"。
集成电路具有战略性、先导性和基础性，武汉非常有基础：有国家存储器基地，还有很多新型平台，像江城实验室、九峰山实验室。目前武汉产业格局已经形成先进存储、先进逻辑、先进封装，都具有很强的优势。基于这些基础和优势，武汉具备发展首位产业的条件。
同时，首位产业并不在于产业规模有多大，更在于它的战略性、先导性和未来引领性——它足够宽，足够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国家提出要通过超常规手段推动集成电路产业取得决定性突破。对武汉来讲，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率先提出首位产业，采取超常规举措，推动人才、技术、企业、政策协同发力，真正取得决定性突破。
这份“首位产业”的建议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基于长期扎根产业一线的观察与实践。江城智库长期开展产业调研，对武汉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理解，在今年8月提交了一份智库成果要报，获省委、市委主要领导肯定批示，相关建议随后转化为城市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
二、武汉的底气在哪里？
记者：您觉得武汉发展首位产业有哪些优势？
熊炳桥：武汉最大的优势，第一在于创新的基础、创新生态。武汉市委全会提出八大创新环境，创新环境非常关键——它意味着很多项目、技术能够有自动生成的能力。
第二，武汉本身就具备集成电路发展基础：2006年武汉新芯启动中西部第一条12英寸集成电路产线；2016年国家存储器基地落户武汉，国家战略、国家生产力布局落地，给武汉带来了非常大的优势。经过多年努力，江城实验室、九峰山实验室等一批重大创新平台拔地而起，为武汉发展集成电路和首位产业带来了基础条件和优势。
武汉新芯大楼
“十四五”期间，江城实验室、九峰山实验室等重大创新平台相继建成，先进存储、先进逻辑、先进封装等赛道齐头并进。到2025年，武汉集成电路产业规模首次突破千亿元；2026年上半年，集成电路跃升为湖北第一大出口商品，按位元出货量口径，长江存储于2026年第二季度跻身全球NAND闪存前三。
三、资本用近50亿融资"投票"
武汉创新生态
记者：由江城实验室孵化的星辰技术刚完成近50亿融资，刷新国内先进封装单笔纪录。站在武汉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新节点，您如何看待本轮资本高度认可背后武汉创新生态的硬核实力？
熊炳桥：这次市委全会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环境重于政策，制度重于技术。
江城实验室之所以能在5年间发生这么大变化、取得一定成效，核心原因就是武汉和光谷这片热土有很好的创业环境。这也是很多企业愿意在光谷、在武汉扎根创业的重要原因。
以高新大道为轴心的光谷科创大走廊
星辰技术能拿到近50亿融资，很大原因就在于武汉的创新环境。2021年早期我们面临资金和平台双重压力，关键时刻市科创局等政府部门给予大力支持——科创局给予我们近1000万专项支持资金。这不仅是政策上的输血，更是信心上的背书。政府没有要求我们必须立竿见影，而是给予发展环境，这是最关键、最重要的。
近50亿融资，是对武汉创新生态最直接的一次投票。正如市委全会所强调的"环境重于政策，制度重于技术"，企业的快速成长，离不开地方不追求短期见效、着眼长期培育的创业土壤。
四、从6人到1500人
"三无机制"跑出自我造血
记者：江城实验室刚成立时只有6个人，无级别、无编制、无固定财政预算，几乎是白手起家。当时为什么选择这样一条难走的路？
熊炳桥：正是这种"三无"机制，赋予了我们创新的机制和灵活的空间。政府放手不甩手、引导不主导，给我们注入了关键的机制和灵活基因。
在这种模式下，我们坚定走市场化运行、企业化管理的路。实验室主任常说，没有退路就是胜利之路。面向市场做有用的科研，才推动实验室取得目前的成绩。2025年我们单年科研服务收入超9个亿，初步实现自我造血。
起步时只有200平米临时场地，如今实验室已从6人发展到1500人团队。2025年单年科研服务收入超9个亿。
五、"双漏斗模式"：
打通科研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
记者：江城实验室加星辰技术，"实验室做科研、公司跑市场、利润反哺研发"的模式，怎么平衡基础研究的公益性和产业转化的市场化？
熊炳桥：这就是江城实验室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的双漏斗模式——左边是筛选的漏斗，右边是萃取的漏斗。
很多人在问我们的技术和项目从哪里来——就从工程实践中来。实验室1500多人中，做工程实践的有近900人。这群人面向市场拿订单，考虑怎么把订单变成产品，过程中产生问题，再交给做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们。通过研发平台、中试平台，从idea经历概念验证、小试、中试，最后变成产品；过程中又产生新的工程问题、技术问题、科学问题。在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循环中，实现商业价值的放大和科学价值的提升。
这很好地印证了：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实现两者融合。
"双漏斗模式"在湖北属于首例，在全国也不多见：近900名工程人员直面市场订单，在解决现实工程难题中提炼科学问题，交由科研团队攻关；经过概念验证、小试、中试走向产品，在往复循环中实现产业创新反哺科技创新。
六、留住人才：
平均32岁，靠贡献说话
记者：实验室从6人发展到1500人。五年扩张这么快，怎么吸引和留住半导体高端人才？
熊炳桥：首先在人才评价上，我们摒弃了传统科研机构的评价方式。职称帽子跟薪资不挂钩，我们更看人才的贡献——输出多大价值，给予怎样定位，通过市场化手段把人留住。
江城实验室工作人员在做实验
同时我们鼓励青年人才挑大梁。实验室平均年龄32岁，很多青年骨干通过事业、通过舞台唱主角。
我们还通过股权激励、持股平台，让核心骨干从被动式创新变成主动式创新，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江城实验室打破传统科研机构评价体系，以实际贡献评价人才；鼓励青年骨干挑大梁，员工平均年龄仅32岁。放眼全市，武汉高校院所集聚，沉淀深厚的工程师文化，完整的产业土壤能够把一个创意一步步培育成技术、成长为企业。
七、江城智库：
硬科技也需要软科学
记者：江城智库是一个什么样的实体？作为硬科技研发机构，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智库？
熊炳桥：江城智库是江城实验室发起设立的根植科技和产业一线的新型智库，与江城实验室战略研究院采用“一体两面”的运行模式——既是实验室内部的决策支撑单元，也是面向国家与区域发展的开放型智库平台。
它的诞生源于双重现实需求：对内，江城实验室作为硬科技研发机构，需要软科学研究支撑战略决策。对外，国家和地方重大科技产业战略的制定，也需要来自一线的声音，“让听得见炮声的人呼唤炮火”。
江城智库最大的优势，在于其聚焦的集成电路产业、实验室经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金融四大研究领域，均有真实的“试验田”，真正实现了“问题源于一线、答案出自实践”。
正是凭借一线实践的持续探索与沉淀总结，江城智库才提出了“首位产业”“世界存储之都”“实验室经济”等理念，研究成果相继被省市层面吸收采纳，并转化为相关政策，为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和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
未来，江城智库将持续扩大对外影响力，争创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高端科技智库。
目前，江城实验室已形成科学园、孵化园、产业园"一总部多基地"创新格局，打通从科研、小试中试到产业化的全链条。实验室运营集成电路超级孵化器，摒弃传统"二房东"模式，配套基金、供应链、人才服务赋能入驻企业，已有48家芯片上下游企业落地。
八、面向未来：
"首位产业"不是口号
记者：对武汉发展集成电路首位产业，您还有哪些建议？
熊炳桥：市委提出加快推动武汉打造集成电路首位产业，这个建议最初就是江城智库的报告，获得省委、市委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体现了发展集成电路的超常规决心。
我们要把武汉的特色优势发挥出来，在主流赛道、核心战场上打造一批能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企业，在先进封装、先进存储这些主战场参与国际竞争。
全球集成电路产业技术迭代非常快，很多技术演进方向发生颠覆性变革，这时就需要首位技术、首位政策、首位人才、超常规机制。我们也振奋地看到，武汉正在出台相关支持政策，推动整个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立足自身产业赛道优势，以首位技术、首位企业、首位政策为抓手，推动产业能级跃升。江城实验室也将继续担当先进封装领域的创新策源地、产业引领地、人才聚集地，向着技术第一、产业第一、竞争力第一迈进，助力武汉代表国家参与全球集成电路赛道竞争。集成电路"首位产业"，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武汉面向硬核科技突围的长期行动。
出品 | 武汉广播电视台
策划 | 刘敏智 张淑君
记者 | 丁海 王大蔚 王常瑞
制作 | 胡歆雨 陈佳 刘敏智 汪月
编辑 | 齐雯 张赓
编审 | 陈挚 刘敏智 张淑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