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赣西萍乡
起伏的群山中毛竹遍野
袁水蜿蜒东流，萍水、栗水一路西去
正是这山水相依的地理禀赋
使萍乡在清代至民国时期
成为湘赣边界举足轻重的竹纸产地
一张张看似寻常的竹纸
背后暗藏着鲜为人知的繁复工序
承载着大山深处无数家庭的生计
更撑起了萍乡鞭炮业这个驰名海内外的支柱产业
因竹而生：竹纸贸易的缘起与发轫
萍乡竹纸的起源，与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密不可分。萍乡地处赣西，属江南丘陵地带，境内地势南北高、中部低，山地、丘陵、盆地错综分布，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为竹子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武功山、杨岐山一带竹林广布，种类繁多。天一阁藏明代嘉靖《袁州府志》载，袁州四县产竹，“有筀竹，多苦竹，多斑竹，有方竹，有义竹，有紫竹”，足见当时竹类资源之丰富。最适宜造纸者，当属漫山遍野的毛竹。其纤维细长柔韧，是制作竹纸的上等原料。
萍乡利用竹木造纸的历史颇为久远。据《麻田乡志》记载：“……造纸始于明朝宣德年间，盛于清朝晚期……”明崇祯年间，华云周氏、万龙山李氏后人分别在万龙山的瑶峰、槽下搭棚造纸。彼时造纸作业尚属粗简，工艺要求不高，原料亦就近取用，家家户户皆可操持。竹纸制作由此成为山区百姓的一项重要副业，可谓“一家有纸槽，男女无空闲”。然而，农闲造纸终究只是家庭生计的补充，并未催生出规模化的产业。一方面，山区农家生产的竹纸多为“大捆纸”，纸质粗糙，薄厚不均，呈黑黄色，且当时森林多为庵、堂、寺、观及僧家所有，原料供应受限。另一方面，萍乡地处湘赣边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明末清初连年战乱与棚民暴乱交织，致使本地人口锐减，土籍所剩无几，竹纸生产亦遭受极大打击。
到清康熙年间，统治者重视农业，实行奖励垦荒、减免田粮赋税，萍乡手工造纸业亦随之迎来转机。随着社会经济逐步恢复，纸张用途日广，需求量与质量要求不断提高。纸工们在反复学习和摸索中改进技艺，爆料纸（制作鞭炮筒子）、皮引纸（制作鞭炮引线）、湘表纸（书写用表芯纸）、土纸（中药及百货包装用纸）等品类陆续问世，造纸业由先前的冷落渐趋兴旺。手工造纸工序繁复，获利丰厚，远超一般手工业，遂成为山中百姓竞相操持的行当，不仅迅速扩散到新泉、麻田、南坑等地，长丰、芦溪、宣风、上栗等山区的农民纷纷兴办纸槽，湖南、安徽、湖北、福建的手工业者也纷至沓来，潜入深山竹林，搭棚造纸。至今，萍乡仍保留着诸多以“槽”命名之地，如“槽下里”“槽水源”“槽门”“上家槽”“槽前”等等，皆是当年造纸盛况留下的历史印记。
上栗长平芦厦黄氏纸槽分布图
随着造纸业的兴盛，纸张销售亦成为有利可图的生意。清宣统年间至民国初年，纸价大幅上涨，每担纸值银一两，可换谷米三石。据萍乡上栗长平乡《芦厦黄氏家谱》载：“萍乡故产竹多，居人每造纸贩卖以此起家者往往而有。”可见造纸致富，在当时已是寻常之事。芦厦黄氏一族中黄学尊便是其中的典型。清咸丰年间，黄学尊在上栗落星开槽造纸，白手起家，纸槽所产土纸“时而载熊湘，时而远游鄂诸处靡丽纷华之地”，在湖广纸市上渐有声名。黄学尊不以一时获利为满足，而是将造纸所得转为恒产，“创大田，建厦屋，身荣子贵”，从最初的资本仅十缗钱，到聚巨万之财，成就了家族中的一段传奇。其同族后辈黄士福则在运销上开创了另一番局面。清同光年间，流江、落星一带纸厂林立，出产甚丰，纸商贩运湘汉，获利极厚，但是货物从流江起运需要先陆行30里到达荷尧桥才可以装船，荷尧一地便成了流江粗纸运输的中枢。黄士福敏锐捕捉到这一商机，在荷尧创设纸行，“招徕纸商，代收代秤”，为往来商客提供起卸、雇船之便，其名声一时远近周知，“至今湘汉间老纸商犹啧啧称道其遗事也”。黄氏家族两代人的足迹，勾勒出萍乡上栗造纸业从分散生产到集中销售的发展轨迹。
萍乡上栗《石鼓岭刘氏族谱·卷二·晓山公夫妇合传》
无独有偶，萍乡上栗《石鼓岭刘氏族谱》亦载，清光绪年间，刘树声与诸兄弟合伙经营商肆，“懋迁有无，营业发达”，继而劈山种竹、兴办纸厂，期以“永世利赖”。其为人诚信节俭，获利后多行公益，正是当时“以纸起家、以商兴族”的又一典型。
至清末民初，萍乡造纸业已由散落在山林间的家庭纸槽发展为一县出产之大宗。彼时，麻田一带的纸槽已增至200余处，年产“提庄纸”达两三万担，其中宣风“黄万兴”纸庄所产、盖有“黄置万全”印的宣表纸，被称为“特等提庄”，其价格比其他纸庄同等级的纸贵出一块大洋，主要销往南昌。其他等级的纸，则销往汉口、湘潭等地。盛产于大安里一带的贡纸，是解放前最好的写毛笔字的纸，每担售价124银元，在清康熙、雍正年间就远销日本和东南亚。
因炮而兴：竹纸贸易的繁盛与共荣
如果说清代中期以后纸行的开设为萍乡竹纸贸易搭建了舞台，那么真正将这台“大戏”推向高潮的，则是萍乡鞭炮业的崛起。鞭炮生产离不开纸，而爆料纸正是萍乡鞭炮的灵魂所在。这种专用于制作鞭炮筒子的纸张，以嫩竹制成，工艺极为复杂，包含劈料、沤料、洗料、蒸料、制料、舂筋、踩料、成张、烘干、捆扎十道工序，质量要求极高，“要燥、脆，容易炸响散开”。按当时通行的规例，爆料纸每张裁作0.8尺宽、2.4尺长，每720张捆扎成一股，2股为一小担，4股为一大担，规格严整，便于交易与运输。此外，用于制作鞭炮引线的皮引纸，以雪花皮树皮为原料，纸质厚实坚韧；用来装筒封硝的连四纸白而光滑，都是鞭炮生产不可或缺的材料。
萍乡爆料纸的生产，以上栗和芦溪两地最为集中。上栗居萍、浏、醴三地交界，境内盛产毛竹，为制作爆料纸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且水陆交通便利，便于鞭炮制成后运销四方。依托这份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上栗百姓因地制宜，几乎家家户户都掌握一些做鞭炮的技艺。上栗民间制作鞭炮的历史由来已久，至清道光二十年（1840），金山的黎圹生产的“七扣”“八扣”等产品已远销南洋，驰名中外。到清咸丰年间，上栗设作坊者日众，所产“顿鞭”“八扣”除本地销售外，还挑往湖南浏阳等地出售。清光绪十二年（1886），萍乡鞭炮销往孟买、安南、新加坡、爪哇等，年销6000余箱，获利2万余银元。
民国二十四年（1935）是上栗鞭炮业发展的最盛时期。当地有鞭炮手工业作坊千余家，涌现出豫庆美、元记乾、正利乾、鼎元和等一批远近闻名的爆庄30余家，皆善于经营，获利丰厚，一时称盛。这些商号还在桐木、金山、株潭、醴陵等地设立子庄，收购鞭炮，数量从清末的30余家增加到50余家。鞭炮外销的繁荣直接拉动了竹纸需求。同一时期，杨岐山造纸作坊从40余家发展到80余家，大小纸厂100余家，从业者350余人，日产纸百担，年产纸3.5万余担，可供生产7万箱鞭炮用纸。此时也是杨岐山爆料纸质量最佳的时期，一批享有盛誉的作坊相继涌现，其招牌有“光裕三新”“谱廉东有”“裴然成章”等，所产纸张厚度均匀，每股仅重26斤，却有2340张，是制作鞭炮的最佳用纸。
芦溪鞭炮生产和经营主要集中在东桥、麦园两条街，两街之上作坊密布、商号林立，从事鞭炮生产与经营者几乎占了街面的大半，男女老幼皆以此为业，从业人数最多时达数百之众。鞭炮业的兴盛离不开爆料纸的充足供应，而芦溪爆料纸的生产以南坑最盛，年产爆料纸3500余担。南坑地处萍乡南境，素有“南大门”之称，东可达袁州，东南越大垅可至莲花大石，南可抵麻山，北出双凤则通五陂下、安源及县城，实为一方商品集散中心。
纸庄的繁荣，是这一时期竹纸贸易走向成熟的又一标志。芦溪开设较早的爆料纸庄有清乾隆年间的“益志堂”，老板熊宏恩祖籍丰城江口，五代相传，在芦溪经营纸庄近200年，堪称纸业世家。此后，“福星盛”“裕泰”等纸庄相继开办，“合丰祥”“礼吉昌”等南山货店亦兼营爆料纸，各商号在市场上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竞合关系，彼此依存又暗藏倾轧，在审时度势间争夺方寸之地。
贸易既盛，质量便为立身之本。为保证爆料纸的品质，芦溪纸业特成立同业纸业会（后改名为同兴纸业会），延聘专人负责检验鉴定，凭证明方可销售。凡发现数量不足、以劣充优、掺假掺杂者，轻则罚款，重则没收。
规矩既立，信誉乃彰。这一时期，萍乡竹纸贸易的繁荣始终与鞭炮业同频共振，鞭炮外销拉动造纸的规模扩张，造纸的精进又支撑鞭炮品质的提升，一纸一炮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因水而达：贸易网络的扩张与成熟
萍乡竹纸能够大规模外销，离不开便利的水路运输。民国以前，萍乡境内陆路运输全靠肩挑背负，或独轮土车，但水路运输却很方便。萍乡境内有萍水、袁水、栗水、草水4条内河，袁水东注鄱阳湖，萍水、栗水、草水西入洞庭湖，通航里程近300华里，北通长江，南联中南、西南腹地。这张四通八达的水网，为竹纸走出大山提供了天然通道。
芦溪是竹纸贸易最重要的集散地之一，踞萍乡东南，东接宜春，南邻安福、莲花，素有“萍乡东大门”之称。袁河穿境而过，自古便是通往赣江的重要航道。至民国中期，浙赣铁路、萍宜公路先后贯通，芦溪更一跃成为水陆交会的商贸枢纽。
水运方面，民国二十年至二十四年（1931—1935），袁河两岸拥有大小船只420余艘，船工2000余人，沿河设有宗濂、王爷庙、林家坊、宣风浮桥等10余处码头或停靠站。这些船只往返于宜春、临江、樟树、南昌、九江等地，满载着芦溪本地及来自安福、莲花等地的煤炭、竹木、鞭炮等几十种土特产，销往沿江诸埠及湖广市场，又在汉口、湘潭等长江中游货物集散枢纽中转，分销至南北各省乃至海外；返航时，将食盐、布匹、百货、药材等生产生活必需品运入芦溪。与此同时，陆路运输同样繁忙。在萍乡至宜春的古驿道和通往安福、莲花的山径上，每日有1000余辆土车和高车组成的“车子队”，以及约500名肩挑背驮的“扁担队”，日夜兼程将山乡的土特产运至芦溪装船外销，又将外地输入的洋货、布匹、食盐等转运回乡。水路与陆路在此交会，物资与人流在此集散，共同织就了一张覆盖赣西的贸易网络。时人传唱“芦溪街上日不落，繁荣好似小南京”，足见当日盛况。
上栗则是竹纸贸易的另一个重要区域，是萍北地区不可或缺的物资集散地。此地居萍、浏、醴三地交界，栗江横贯街市，船只由此启程，经醴陵、渌口直抵湘江，栗江北岸设有江西、湖南两个码头，南岸设有栗江码头。民国时期，货物主要从江西、湖南两个码头中转，船只多时达五六十只，运出夏布、茶油、土纸等，回运长沙等地的大米、豆类、布匹、百货。与水路并行的，是一支活跃于山间古道的陆运队伍。脚夫们用人力高车或独轮小车，将大捆纸、爆料纸、土硝、鞭炮等土特产从上栗运往宜春、吉安等地。每遇天旱，栗江水位下降以至断航，这些人力车队便成了贸易的生命线，将鞭炮等货物一路运至醴陵白兔潭，或直抵长沙，再装船外运。水路与陆路互为替补，确保商路不断。
总的来看，萍乡竹纸的运输格局呈现“东入赣，西进湘”的格局：袁河将货物东运至南昌、九江、汉口乃至南京，接入长江黄金水道；萍水、栗水、草水则将货物西送湖南，经渌水汇入湘江、洞庭湖水系，沟通中南腹地。太平天国时期，长江水运阻塞，这条连通赣江与湘江的商路过境商品急剧增长，一度成为西南连接东部的主要通道。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航运是湘赣物资交流的命脉所系。也正是凭借这张水路网络，萍乡竹纸得以突破群山阻隔，远销四方。
因时而变：民国时期的变局与薪传
进入民国，萍乡竹纸贸易延续了晚清的惯性，仍保持着相当的规模。从清末至民国十九年（1930），大安里纵横40余平方公里的山区“处处设槽，村村冒烟，户户造纸，一派繁荣”，华云、万龙山、南坪、上栗、杨岐等地计有造纸作坊388座，年产纸约9200担。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萍乡造纸业迎来了特殊窗口期。由于交通阻塞，外地纸张不能流入，“本地纸业则愈益发达，尤以爆料纸为盛”。外地纸张的“缺席”，反而催生了本地纸业的内循环高峰。
然而，繁荣背后已埋下变局的伏笔。进入20世纪，由于技术落后、成本高昂等原因，萍乡造纸业开始日渐衰落。而这种衰颓之势，其实在世纪之初便已显露征兆。据清光绪年间《江西农工商矿纪略》所载：芦溪、宣风等处均产纸张，“所惜纸槽工匠，不能仿造洋式，甘心守旧，斯为缺点”“夏布、纸张……均属该县出产，亦因制造不精，以致销场不旺”。这些记述反复指向同一症结——技艺守旧、制造不精。萍乡竹纸虽在传统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在近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手工技艺的局限早已显现。萍乡竹纸虽因战时特殊环境一度逆势繁荣，但终究难以抵挡时代的浪潮。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萍乡造纸业遭受了沉重打击。萍乡地处湘赣边界，山区成为反复争夺的区域，当地造纸工棚常被视为红军据点而遭焚毁，不少造纸工人受到牵连，盛极一时的芦溪爆料纸生产陷入“厂闭人散”的境地。与此同时，战争导致水陆交通时常阻塞、公路遭到破坏，鞭炮销路骤减，纸价随之猛跌，最低时一担纸只能换一斗米或一斤盐。
抗战胜利后，萍乡造纸业曾有过短暂的恢复。民国三十五年（1946），萍乡《群报》乡镇通讯记载：“安源居民多以煤业、造纸业、熬硝、打铁营生，故机杼声、打铁声……渐成一片，颇有昔日萍（乡）之遗风。”可见当时造纸业在当地仍有一定基础。民国三十六年（1947），萍乡县第一次参议会议第二次大会开幕词中也提到：“年来灾害相乘，各项生产事业，均陷停顿状态，社会经济，濒于破产，当此建国伊始……地方应有大规模建立工厂之计划，如：大安里淘金场、白竺练银场……唐公造纸场……全力扶助民间现有生产之事业。”这表明地方政府曾计划设立唐公造纸场，试图扶助手工造纸业，但最终未能扭转全局。至解放前夕，多数纸槽已停歇废弃、工匠流散，传统手工竹纸的生产规模萎缩至历史最低点。
萍乡竹纸贸易在清初应运而起，到清中期纸庄兴起、品类齐备，再到晚清与鞭炮业共生共荣以至鼎盛，最终在战乱与洋纸冲击下渐趋式微，淡出历史舞台。但是，在杨岐山、万龙山的深处，仍然有老一辈纸工在默默坚守，以家庭作坊的形式延续着这门古老的造纸技艺。一张薄纸，曾承载万家生计、连接千里商路，是萍乡先民的智慧结晶，更是这座赣西城市不应被遗忘的工业记忆。
专栏主讲人
凌焰，男，1983年生，萍乡麻山人，历史地理学博士、教授，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专业）带头人，现任萍乡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院长、安源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萍乡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萍乡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兼职）。
◆来源：《萍乡日报·赣西都市》10月11日4版
◆作者：吴琳 凌焰
◆责编：刘幸
◆审校：钱婕
◆核发：张建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