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凉山州雷波县2026年秋季教育行政会上，多名教师因在期末考试中所任教的初中班级平均分在15分以下或小学班级平均分在30分以下，被要求上台，与背后大屏幕上的“耻辱”二字合影。
相关图片在网络传播后，雷波县政府发布致歉声明，承认出现不尊重教师的错误做法，给与会教师带来严重心理伤害，并称已成立专项工作组进行全面调查。截至目前，官方尚未公布调查结果。
台上的其中一位老师是杨鼎的亲人。杨鼎说，会议结束后，这位老师回到家灌了不少酒，他一贯只在过年时才喝酒。杨鼎知道他是“气狠了”，为他不平。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雷望红长期在全国多地开展县域高中田野调研。她表示，上述做法试图通过负向激励倒逼教师提高教育水平，但是否有效也要看学生的生源结构。雷波县地处大凉山腹地，既是边远山区，又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教育基础本就薄弱。
此次事件引发诸多讨论。社交平台上，多地教师称有相似经历：“开大会作检讨”“按成绩给老师排队”“学生考得不好老师就是罪人”……采访多名教师发现，这起极端事件并非孤例：一些教育基础较为薄弱的地区，依然固守“唯分数”的考核方式，公开检讨和“连坐”式问责成了传导压力的手段，教师的尊严不断塌缩，教学离教育的本质渐行渐远。
公开检讨与“连坐”式问责
雷波县与“耻辱”合影的教师中，有几位是贺丰的同事。她表示，有一位物理老师同时教了几个班，其他班成绩都不错，只有一个班平均分没上15分。
作为从业十多年的一线教师，贺丰说，这样的会议是近两年才出现的，她只参加过一次。当时县教体局开视频会议，要求老师们在自己学校的会议室参会，学校打考勤，无课老师必须参加。
贺丰回忆，会前没有通知开会内容，只有做表态发言的老师会提前准备发言稿。学年统考中小学班级平均成绩低于30分、初中班级平均成绩低于15分的老师，得在教体局会议室作表态发言，要求不能找客观原因，只能找个人的主观原因。
发言的老师全程都把眼睛放在稿子上。听了几位老师的表态发言后，贺丰不禁想：这些老师要承受多大的压力？他们以后如何面对自己的学生？
陈萍曾在西部地区一所民族村小任教。那时，她所在的学校师资不足，作为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她一周要上20节课。比繁重教学任务更让她承压的是“质量分析会”。
她回忆，每次考试后，学校都会开一次“质量分析会”，将每位老师的名字、所带班级、各科成绩、最高分和最低分等做成图表，在PPT上展示并逐一分析，最后按年级、科目排名，排名倒数的老师要依次上台检讨反思。
陈萍至今记得7年前的一次集中质量分析会。“就像雷波县的老师们一样，排名倒数的老师们站在少说也有两三百人面前念自己写的反思检讨。”她印象很深，有一名男老师念着念着就哭了起来。
当时，陈萍还是一名入职不久的新老师。看到那名男老师上台做检讨，她一方面害怕下次轮到自己，“觉得太丢人了”；另一方面觉得学校做法“很过分”。在她眼中，老师工作很辛苦，因为一次考试成绩让老师受到这种羞辱，她很心疼。
后来，陈萍也上台念过两次检讨。她至今仍有难以释怀的“耻辱感”，仿佛自己所有努力因为一次成绩倒数就成了泡沫。她感到，老师们自己有压力，也会给学生压力，自己和学生都不开心。“一个不快乐的老师，怎么教出快乐的学生呢？”陈萍说。
在简妮任教的湖南某乡镇中学，问责是“连坐”式的。按照她的说法，如果学生没考好，班级所有老师要向校长做检讨、写反思，说出自己的问题。校长会说“只有老师差，才会有差学生”，最后，老师成了学生成绩差的唯一责任人。
每次考试后都有排名，平均分、及格率、优秀率都要进行评比。简妮说，三年前学校换了一任校长，分了实验班和平行班，她教的是平行班。“分班本身就意味着生源的不平等，但考核标准却是一视同仁的。”她说。
简妮记得，她所在的学校曾有一位50岁的支教老师，在原来的学校是年轻教师的学习对象。来到这所学校后，这位老师第一次因为学生考试成绩差在大会上被公开批评。
学校通过合理方式监测教师教学水平，以帮助提升教学质量。雷望红认为，过度排名和“连坐”式问责的考核制度则会伤及教师自尊。教学成果好坏，既与教师有关，也与学生自觉性以及教育生态有关，“板子不能只打到老师身上”。此外，类似做法还可能引发教师“集体卸责”，因为总会有人上台检讨，大家就一起“出丑”好了。
被教学以外的事缠身
轮到值日的时候，简妮的一天往往从早上6点40分开始。学校的“年轻教师”轮流值日，穿上红马甲，早上迎接学生到校，晚上再目送学生们回家。
教学日常中又插入了各式各样的会议。她说，按照学校规定，一个星期内的固定会议有3次，此外还有各种临时会议。
她在一则日记中写道：“昨天开会两个小时，今天开会依然是两个小时，总之开会的内容就是（校长）对老师劈头盖脸一顿骂。成绩不好，你就是‘千古罪人’。”简妮说，有时是上课时间开会，频繁会议扰乱了她的教学。每次开完会，她已经没有精力再继续上课，只好让学生自习。
当学校要求班级成绩未达要求的老师写反思检讨时，简妮写的是“我对教育事业无愧于天地良心”。她看到，办公室里有些老师写着写着就哭了起来。
简妮也提到，学校领导的行为有时会打击教师自尊心。她有一个同事正在上课，校长觉得这个老师教得不好，于是当着学生的面，让这个老师从讲台上下来，自己去给学生上课。
2020年大学毕业后，李秋成为一名乡镇中学教师。初入职场的她，向往着接下来的每一堂课。
第一堂“推门课”上，一群校领导在台下旁听。“讲完后他们不说优点，只说缺点。”李秋觉得，这对于刚进职场的她来说，打击有点大。
正式入职之初，李秋只带了一个班的语文课，后因语文老师紧缺，学校又给她安排了一个班，她一共带两个班。课时量增加后，李秋忙碌了起来。“有时候就是从早忙到晚，上课、守自习、备课，还要处理一些学校的杂事。”
李秋口中的“杂事”是给学生们分发牛奶，这项任务落到她头上，也因为她是年轻教师。全校一共有九个班，三四百人。她要清点牛奶，放进小仓库中。课间操结束后是发放牛奶的时间，她在楼梯口等各班负责人来领取并签字确认。
另一件“杂事”是定期检查消防瓶，过期的消防瓶需要她拿到政教处更换。李秋觉得，她当教师，是想要教书育人，但进入学校后，她很多时候是在干不相干的活。
后来，李秋离开了这所学校，去了镇上的另一所学校教书。
“控辍保学”背后
据雷波县官网介绍，该县位于四川省西南边缘、凉山彝族自治州东部，人口30万，其中以彝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占61%。2021年，该县被确定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对于这次教师与“耻辱”合影事件，贺丰觉得，学生成绩差的责任并不全在教师。
她提到，县里初中招生本来就已对学生进行了筛选。首先，雷波中学通过测评考试将一批成绩好的学生录走，然后其他学校再划片区招生。在贺丰执教的学校里，被录取的学生又被按照成绩好坏分到不同等级的班。
贺丰说，其所在学校有一个班生源基础较弱，初一时，老师都不愿意去当这个班的班主任，于是学校就安排了一个其他中学的老师来当班主任。她所在学校这次上台的数学和物理老师，都是教那个班的。
为了保障义务教育的实施，学校需要完成“控辍保学”的任务，但不一定能得到家长的支持，“学校就会买东西去学生家里，动员学生来读书”。
贺丰说，对于好不容易被喊回学校读书的学生，老师很难管教，担心他们又不上学了。这种情况下，班上会有学生效仿，学生觉得不管他们怎么调皮，老师也不敢对他们做什么。
经济状况影响了家庭对孩子教育的支持。在贺丰眼里，有些家长把孩子送去读书是因为学校有各种补助。她曾听到有家长问班主任：“老师，我家某某某这个月的补助咋个还没发呢？”而在杨鼎的亲人所在的学校，到了采竹笋的时节，班级里的学生会肉眼可见地减少，因为家长会给学生请假，让学生回家干活。
贺丰感慨：“这样成绩怎么上得去？”在她看来，文科科目稍微好点，老师可以通过要求学生背诵等达到一定成绩，但数学物理等科目就难了。
生源基础、学生差异、学科特点、教学资源、家庭教育等等因素，都会反映在教学成果中，只看平均成绩的评价便显得“一刀切”。雷望红认为，一味以成绩为核心会带来负面效果，很多学生“厌学”就是单一评价所带来的，这是人才培养与学生发展的脱轨。
被扩大的压力与责任
对成绩的过度重视使压力层层传导。
在简妮任教的这所典型的乡镇初中里，学校的考核制度是校长主导制定的，而校长则要接受教育部门的考核。简妮感到，考核压到老师身上，老师就会“压”学生。她说，有些老师为了要成绩，做出不当行为，最后的受害者还是学生。
雷望红的研究主要聚焦县域高中。根据长期的调研观察，她总结说，县中老师主要承担考核压力和社会评价压力。从考核压力来看，主要是学校对老师提出的指标压力，比如清北数、600分上线数、一本率等；从社会评价压力来看，主要是社会对于教师所带班级及其所带学生的评价。学生的压力则主要是以学业为核心的压力，具体表现为时间投入压力和精神压力。
简妮说，压力和焦虑之下，校领导有时“想一出是一出”，比如突然决定两个星期考一次，然后再排名。简妮觉得这已经违背了教育规律，她以语文学科为例，需要花时间积累基础知识，两周考一次的意义不大。
雷望红曾在城乡教育调研中发现，为了抓成绩，各地县乡中学常见的做法是进行时间的“自我剥削”，比如提高考试频次。“‘自我剥削’实际上是县中师生的一种自救，在经济匮乏、信息匮乏的情况下，他们唯有依靠更多的时间投入参与竞争。”雷望红说。
陈萍也提到，在她所在的学校，开学初，任课老师要集体签署成绩达标表，平均分填低了会被要求重填，最后老师们的绩效会跟此表挂钩。在这样的情形下，“唯分数”的倾向被具体转化成硬性的，甚至是脱离实际的指标。
简妮任教的班里学生一共60多人。按照她的说法，她所在的乡镇初中，学生是被县城和市区学校“筛选”过的，当地有条件的家庭也会把孩子送进城里条件更好的学校，留下来的大多是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子女，或是学习基础薄弱的孩子。
雷望红对家校关系的议题有过田野调查和深入研究。在她看来，在乡村，家校之间的沟通相对疏离，因家长忙于生计或者外出工作，对学生学业状况、学校生活的关注较少，老师要联系到家长都很难，即使能够联系到，家长也难以配合管理。
简妮任教的班上有很多学生是单亲家庭。比如有个学生的父母离婚了，他和奶奶生活，奶奶告诉他，是他的母亲不要他。有一次在寝室，宿管说了句“你被子都叠不好，你妈妈没有教你吗”，就触发了孩子的自残行为。
平时，简妮会特别关注那些有心理问题的孩子。对于班上有抑郁症、躁郁症、狂躁症的孩子，她和其他老师经常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安慰他们、安抚他们，还要做家校沟通。简妮说，这些工作很少被看到，更多时候分数是衡量老师的唯一标准，学生的痛苦、老师的付出、家庭的复杂情况，“都不算数”。
面对留守学生来说，父母缺位意味着生活关怀、精神慰藉、社交引导等的缺失，这使他们表现得内向、无助。“有责任感的老师当然会去管。”雷望红说，教师的责任边界就会不断扩大。
有尊严地教书
贺丰说，之前学校领导会私下找班级成绩不好的老师谈话，由于她带的班成绩一直不错，她庆幸自己未被约谈过。
贺丰当初为“跳出农门”选择了教职。作为那个年代农村出身的孩子，对她而言，只要能考上包分配工作的学校就足够幸运。
作为一名乡镇中学教师，简妮想要的并不多，只是希望能在一个“有尊严、被尊重的环境里，安安心心教书，对学生好，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但她知道，只要“唯分数”的考核机制不改变，教育资源的配置依然失衡，那么“耻辱合影”就不会是最后一次。
简妮说，长期处于“每天面对很多评比”的压力之下，学校很多老师的身体都是“亚健康状态”。她有一个同事，班里考试没考好，内耗了一个学期，每天晚上都睡不好。
简妮自认从来没把自己的压力传递给学生。她很享受课堂，喜欢学生，也喜欢跟他们交流。她尽可能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孩子，认真改作业、备课，认真上课。
她本来不是师范专业，后来才考的教师编制。简妮认为教育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就像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生命唤醒另一个生命”。
陈萍记得，刚入职教师时，她年轻气盛，又觉得自己毕竟是笔面成绩第一考进去的，也有一定教学经验，再差也不至于倒数，满腔热血只想带好自己的班。但她最终选择了辞职。
事实上，为规范基础教育，今年3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的通知》，提出20条负面清单，其中明确要求严禁以升学率或考试成绩对学校进行考核排名，对教师进行排名奖惩。
雷望红说，国家一直都希望改变单一评价体系，但是这套评价体系在教育实践中反而越来越被强化。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地区之间的教育竞争始终存在，在中小学阶段，分数、比率等数据是最易比较的，其他综合类的活动不易比较；二是社会关注和认同各种数据，对学校的评价和对学生的评价也是基于各类数据，且存在着剧场效应，担心不看数据、退出比较之后会被排斥出局。要改善这种现象，需要改变教育管理部门的政绩思维，且需要教育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协同。
简妮仍然热爱教学事业，她觉得学生的回应和成长让她看到教育的意义。“如果你区别对待他们，不公平地对待他们，你就种下了不公平的种子；如果你给他们爱，他们就像小树一样长大，也会有爱，他们的爱会在长大之后撒下荫凉，会爱每一个路过的人。”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