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报告对成就的总结是客观的，对拐点的判断是中肯的，所列方向与国内共识大体相合。真正的问题在于，从方向到落地，中间隔着一层尚未完成的建设——生产关系的调整
从后发优势到机制红利，是理解中国增长模式转型的一条线索：当技术追赶的空间收窄，制度变革的边际收益便相应上升。
2026年9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版报告《迈向中国经济增长新模式》（Toward a New Economic Growth Model for China，下称"报告"）。这部238页的报告是IMF亚太部门多年来对华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做了两件事：一是系统总结中国过去40余年高速增长何以实现，对市场化改革、融入全球化以及高储蓄支撑的大规模投资等成功经验，给予了相当客观的肯定；二是指出，随着房地产调整、地方政府债务上升、资本边际回报下降与人口老龄化加快，依靠资本积累推动增长的模式已难以持续，未来增长需要转向更多依靠居民消费、服务业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轨道。
报告回答了"应当往哪里去"，却未能充分回答"怎么才能到"。方向与目标之间的距离，要靠机制的变革来弥合，即生产关系如何持续调整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适应新质生产力提出的新要求。本文所谓生产关系，取其经济学含义，主要指要素的配置方式、收入的分配机制、市场主体的产权与预期安排等制度性条件。需要说明的是，近期已有学者指出IMF的药方未必完全适合中国，其关切在发展战略层面；本文则换一个层面，讨论从转型方向到政策落地之间的机制建设。下文先以林毅夫与杨小凯关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为线索，回顾40年的增长历程；再梳理报告的诊断与建议；进而从投资与消费之辨入手，说明工具之争的背后是机制之辨；最后讨论机制建设应从何处着力，以及落地所需的条件。
一、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理解40年增长的一个框架
2002年前后，林毅夫与杨小凯就后发国家如何实现追赶有过一场著名争论。林毅夫强调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与前沿技术的差距本身是一种资源，通过引进、消化、吸收成熟技术，辅以产业政策与大规模投资，可以较低成本实现快速增长。杨小凯则提醒后发劣势：技术模仿容易，制度改革艰难，若长期只模仿技术而回避制度变革，增长终究难以持续。
这场争论看似对立，实则可以统一于中国的实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际GDP年均增速接近9%，经济总量按不变价计算扩大数十倍，货物贸易占全球比重升至12%左右。这一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林毅夫的判断：在技术远落后于前沿、基础设施严重短缺、资本极度稀缺的阶段，引进技术与扩大投资确实能够迅速提升生产率。
但同样应看到，中国的技术追赶几乎每一轮都伴随着制度变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业劳动力，民营经济的兴起重构了微观激励，分税制改革重塑了央地关系，资本市场与住房、土地制度改革打通了要素流动的渠道，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则以外部规则倒逼了国内法治建设。换言之，40年间后发优势之所以能够反复兑现，恰恰是因为制度变革不断降低了技术引进与资本积累的交易成本。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互为条件：制度变革的深度，决定了技术模仿的红利能够延续多久。
最近十年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投资回报率持续下行，追赶空间收窄，社会对制度确定性的需求上升，增长速度随之换挡。这些现象提示：随着技术逐步逼近前沿、要素条件深刻改变，单纯依靠技术引进与资本积累的增长方式已近极限，杨小凯当年所提醒的问题开始显现。这并不是说后发优势已经用尽——在大量中间技术和应用环节，引进消化仍有可观空间——而是说后发优势的进一步兑现，越来越取决于机制层面的改善。理解IMF报告的诸多观察，需要这样一把钥匙。
二、IMF的诊断：旧模式的约束与转型的方向
报告对旧模式约束的概括是清晰的。其列举的五大挑战中，房地产深度调整与地方债务压力是近年的显性问题；资本边际回报下降与人口老龄化则是慢变量；生产率增速放缓居于枢纽位置——它既是投资效率下降的结果，也是潜在增长率下移的原因。报告指出，若不作大的改革，中国潜在增长率将在2030年代进一步回落。
报告的改革议程覆盖甚广，其中几项量化分析值得国内研究者重视。关于社会保障，报告测算，若将农村地区的社会支出翻倍，所需财政投入约为GDP的1.0%，五年内可累计带动消费增长1.8个百分点，储蓄率下降1.1个百分点；医疗卫生支出增加10%，可使农村家庭储蓄率最多下降0.8个百分点，在城镇化程度较低的偏远地区甚至可达1.3个百分点。关于户籍，报告的实证分析显示，城市中未取得城镇户籍的流动人口，储蓄率比城镇户籍人口高出约7个百分点。这些测算的寓意在于：居民的高储蓄并非消费"偏好"使然，而是预防性安排的结果；降低储蓄、提振消费的抓手，主要在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均等化，而非短期补贴。
关于产业政策，报告提醒选择性补贴易造成资源错配，主张逐步缩减；关于财政，报告强调央地财政关系失衡与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制度性根源，主张通过破产框架重组不可持续的债务并完善风险分担机制；关于货币与金融，报告建议提高汇率弹性、改革货币政策传导框架、升级金融稳定与破产制度。报告同时注意到，本世纪以来中国在医疗、社保、教育上的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已翻番，只是仍明显低于OECD平均水平——这一判断大体公允。
总体而言，报告的诊断与"十五五"规划提出的"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方向一致。其真正值得珍视之处，在于以系统的外部研究印证了一个判断：增长模式的转型，最终要落在生产关系的持续改善上。当然，任何外部报告都难以替中国回答"如何做到"的问题——这恰是国内研究者的功课。
三、投资与消费：工具之争背后的机制之辨
报告中最易引起争议的，是关于投资与消费的取舍。笔者认为，这一争论的前提本身值得商榷。
从金融学的基本原理看，投资在本质上就是跨期的消费。今天的投资，是把当期的购买力让渡到未来，目的在于换取未来更大的消费能力。投资与消费并非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而是同一笔资源在不同时点上的安排。判断一项投资是否适当，标准不在于投资规模本身的多寡，而在于它能否在未来形成与之相称的消费能力。
据此来看，当前的问题不是投资多了，而是一部分投资没有形成有效的未来供给——其回报率持续走低，难以转化为居民的收入与消费。这与近年来促消费政策密集出台而消费率提升有限的局面，指向同一个深层问题：居民的收入与消费，由一套什么样的机制决定？这套机制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顺着这一线索，可以归纳出一条基本的传导链：生产关系决定分配格局，分配格局决定居民收入的水平与结构，收入水平与结构决定消费的能力与意愿，消费能力与意愿最终决定内需的规模与质量。源头不畅，仅在下游着力，效果自然有限。几个关键数据可以说明源头的现状：
上述现象并非周期性因素所能完全解释，其背后是分配机制与要素配置机制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这也提示我们，与其争论"投资还是消费"这类工具层面的选择，不如追问决定二者比例背后的机制安排。
四、从方向到机制：IMF建议的生产关系解读
若以"生产力—生产关系"框架审视报告的各项建议，会发现它们实质上指向同一命题：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关于强化社会保障网，其实质是预期机制的重构。居民的高储蓄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养老、医疗、教育支出的预防性安排；报告关于农村社会支出与储蓄率的量化测算，正是对这一机制的经验印证。社保托底功能增强了，预防性储蓄才会相应下降，消费的空间方能打开。
关于扩大服务业开放与准入，其实质是要素定价机制与竞争机制的重构。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最强，放开准入、鼓励公平竞争，不仅增加供给，也为劳动报酬的合理形成创造了市场条件。
关于财政支出向民生倾斜，其实质是公共支出结构的调整。社保、医疗、教育等民生投入与铁路、管网一样属于基础设施——后者是硬性的，前者是软性的；软性基础设施的回报周期更长，但对居民预期的支撑更为持久。
关于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其实质是央地财政关系的重构。根子在于财权与事权的长期不匹配，化解之道在于制度化安排，而非仅靠技术性处置。
关于产业政策，需要稍作辨析。报告提醒选择性补贴易造成资源错配，这一提醒有其价值；但由此得出放弃产业政策的结论则有失偏颇。中国的经验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问题不在于要不要产业政策，而在于如何优化它——从选择性、定向式的补贴，逐步转向普惠型、功能型的支持，把进退的决定权更多交给市场。
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尤其值得单独讨论。报告将其列为新增长模式的核心引擎，这一判断是对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偏低，深层原因不在技术本身，而在资源配置方式：要素市场的分割与行政化配置，使资本、土地、劳动力难以持续流向效率更高的部门与企业。信贷资源长期向国有部门与大型企业倾斜，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土地要素的市场化流转尚不充分，农村劳动力因户籍与公共服务的不平等而难以真正市民化；部分行业的准入壁垒使竞争不充分，低效企业得以长期占用资源。报告所观察到的"资源错配"与"生产率增速放缓"，正是这些机制性障碍的表象。这也说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本质上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生产关系问题。同样的技术条件，在不同的配置机制下产生的效率可以相差很大。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固然需要科技创新的投入，更需要要素市场化配置、公平竞争、产权保护等机制建设来配套——让要素流得动、价格定得准、退出有通道。
五、沿着转型的方向推进机制建设
值得重视的是，转型的方向并非始于外部建议。近一两年来，从"十五五"规划的谋篇布局，到相关法律的制定与调整、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改革，政策层面已经给出诸多指向：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提高投资效率，加快服务业发展，加大养老、医疗、教育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可以说，"应当做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形成共识，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做到"。对照报告指出的转型方向，以下几个方面尤其需要在机制上着力。
其一，服务业与居民消费是转型的主战场。扩大服务供给、丰富消费场景，前提是准入机制的放开与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医疗、教育、养老、文化、体育等服务领域，民间资本进入的空间仍然有限，供给的短板与就业的潜力恰恰都系于此。服务业同时是吸纳就业、提高劳动报酬占比最直接的部门；准入放开了、竞争充分了，就业与收入才会随之增长，消费场景的丰富也才有收入基础。
其二，投资效率的改善，关键在于资本市场与要素配置机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信贷、土地、数据等要素的定价与流向要更多由市场决定。资本市场的基础制度——退市、信息披露、投资者保护——既要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也是居民分享企业成长红利、增加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渠道。投资有效了，回报才会转化为下一轮的收入与消费，"投资即跨期消费"的逻辑才能闭环。
其三，民营企业的生存状态，是机制建设最需要加力的一环。近两年民间投资持续收缩，反映的不是能力问题而是预期问题。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平等对待的要求落实到位，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让企业家对产权、对经营环境形成稳定预期，企业方才敢于长期投资、扩大用工、提高薪酬。民营企业发展好了，就业随之增加，居民收入随之提高，内需的扩大便是水到渠成之事。
其四，社会保障与民生投入直接决定居民的消费意愿。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投入力度与保障水平，决定预防性储蓄的高低。"十五五"规划已明确加大相关投入的方向，需要的是将其转化为可信的、可持续的制度安排，使居民敢于把储蓄转化为消费。
其五，对外开放与规则对接是另一重机制约束。汇率本身就代表一种购买力，汇率向合理均衡水平回归，与内需的扩大互为表里，这一点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已有专门讨论。同样重要的是规则层面的衔接：在国际经贸、绿色金融、数据流动等领域，推动国内法律与监管框架与国际规则对接，既为民营企业走出去提供确定性，也是以外部规则倒逼国内法治建设的一条路径。
这些方面指向一个共同的要求：以市场化、法治化的机制建设，稳定预期、理顺分配，让民营企业有更好的发展环境，让居民有更强的收入能力。机制理顺了，转型的方向才能落地为现实的增长。
六、结语：机制建设是慢功夫
回到IMF的这份报告。它对成就的总结是客观的，对拐点的判断是中肯的，所列方向与国内共识大体相合。真正的问题在于，从方向到落地，中间隔着一层尚未完成的建设——生产关系的调整。
需要指出的是，机制建设与修建高铁、建设工厂有本质区别。后者可以集中资源、限期完成；前者是一项软性基础设施，见效慢、周期长、难以量化，且容易因短期压力而反复。今天推进一项改革，明天因经济波动而放缓，这种摇摆本身就是预期最大的敌人。因此，机制改革最需要的是定力：认准方向，坚持推进，允许有阵痛与长周期。市场主体看的不只是当期政策，更是对未来的稳定预期。而在这套软性基础设施中，法治是最关键的一环——立法要使规则可预期，司法要使裁判可依赖，执法要使市场主体免于面对任意性。
从后发优势到机制红利，是理解中国增长模式转型的一条线索：当技术追赶的空间收窄，制度变革的边际收益便相应上升。改革开放的历程一再证明，生产关系的每一次改善，都会带来生产力的新一轮解放。扩大内需，归根结底不是刺激的问题，而是机制的问题；增长模式的转型，归根结底不是选择哪种工具的问题，而是完善何种生产关系的问题。机制理顺一分，居民收入便多一分底气，内需便多一分动能。IMF看到了方向，而真正的功课，要靠中国自己的改革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