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十、四十年代，东四牌楼路口东侧向北拍摄，可见北洋米庄（老门牌3号）。
翻看东四老照片时，会想到东四北大街的往事。从隆福寺街东口往北直到钱粮胡同，之间有八条小胡同，其中六条是断头路，也就是常说的“死胡同”。六条死胡同中，四条有名字，两条没有名字。从隆福寺街往北数：第一条叫“果局大院”，第二、三条无名，第四条通往轿子胡同，原名“钱满胡同”，后来改名为轿子胡同。
2、三十、四十年代，东四北大街东侧，咣顺公棉花蜡铺（老门牌5号）。
从钱满胡同往北，第一条死胡同是“老于王胡同”，第二条是“吉祥大院”，第三条是“澡堂子胡同”，第四条通往轿子胡同，原名“穿堂门”，后也改为轿子胡同。由于隆福寺至钱粮胡同之间有两条轿子胡同，大家一般称这条为“北轿子胡同”，原钱满胡同则称“南轿子胡同”。那么，这些死胡同如何形成、又如何得名？
3、三十、四十年代，东四北大街东侧，恒丽号门口（老门牌13号）。
死胡同的成因：从元大都的规划说起
分析这些死胡同形成的原因，要从元大都营建说起。1267年，忽必烈开始在北京建造元大都。需要注意的是，这片土地此前并非荒郊野岭，而是已有近千年建都史的繁华都市。忽必烈没有在金中都原址上扩建，而是到东北郊外新建大都，原因与蒙古铁骑的破坏有关——金中都早已被战火摧残。
4、三十、四十年代，东四北大街东侧，疑似恒丽号门口（老门牌13号）。
1215年，成吉思汗的军队攻破金中都后放火。据史料记载，大火烧了一个月，金中都宫殿和大量民居化为灰烬。到忽必烈时期，老城基础设施严重损毁，水源也枯竭。金中都原本依赖的莲花池水系水量太小，无法满足帝国首都几十万人饮水和漕运需求，因此只能在东北郊外，以金朝离宫“大宁宫”为中心规划新都。
5、三十、四十年代，东四北大街东侧，大陆银行东四牌楼支行门口（老门牌16号）。
在荒地上建造北京城，首先要有蓝图。要在地上丈量出房屋位置，最简单的方法是“打格子”。因此，北京城街巷形成规整的棋盘式路网，街道纵横交错、横平竖直。正如《马可·波罗游记》所描述，元大都“全城的设计都用直线规划……整个城市按四方形布置，如同一块棋盘”。
6、三十、四十年代，东四北大街东侧，大陆银行东四牌楼支行门口（老门牌16号）。
营建的智慧：人力、物流与自然生长
元大都建造是浩大工程，建筑材料来源广泛，采取“就近取材”与“跨区调运”相结合的策略。为满足皇家宫殿对巨大楠木、松木的需求，朝廷派人前往山西五台山、河北北部甚至更远的东北林区采伐，再通过水路或陆路运至大都。据估算，建筑工人、搬运工人、后勤保障以及监工等人员约在三万至几十万人之间。
7、三十、四十年代，东四北大街东侧，大陆银行东四牌楼支行门口（老门牌16号）。
在古代，几十万人的吃喝拉撒是极重的后勤负担。如果从江南征调十万民夫到北京修城墙，路上的口粮消耗就足以拖垮国家财政。因此，元代大规模土木工程主要依赖“北方徭役”。史料记载，修筑大都城时，朝廷主要征调河北、山西、山东以及河南一带的民夫。这些地区距北京近，人员调集快，后勤压力相对较小。
8、三十、四十年代，东四北大街东侧，大陆银行东四牌楼支行附近（老门牌16号）。
元大都建设更像分布在方圆几十公里内的“巨型流水线”。十几万大军分散在城墙沿线、京郊山区以及新城边缘地带。只有极少数高级官员、顶级营造师和贴身侍卫居住在皇城内部或周边。因此，当时大都城内核心区非常空旷且安保森严，除必要军队外，不可能出现几十万民工挤在皇宫周边的情况。
9、三十、四十年代，东四北大街东侧，大陆银行东四牌楼支行附近（老门牌16号）。
皇宫里不能住民工，于是考虑在今天的鼓楼一带沿水系修建民房，鼓楼一带因此成为元代最繁华的商业区，即“斜街市”。这条街顺着积水潭——当时大运河的终点码头——的水岸线自然形成。水陆交通便利，商船靠岸卸货，商贩和老百姓沿水岸摆摊交易，久而久之形成一条与正南正北棋盘式街道相斜交的“斜街”。
10、三十、四十年代，东四北大街东侧二条西口，德茂茶庄门口（老门牌21号）。
《析津志》记载：“钟楼之南，有市曰斜街”，即今天烟袋斜街的前身。这条街的繁华并非偶然：元代大运河漕船可以直接驶入积水潭，使其成为最核心的内河漕运码头。南方运来的丝绸、茶叶与北方的皮毛、药材在此交汇，商贩们沿水岸线自然摆摊交易，催生了烟袋斜街一带的市井烟火气。
11、三十、四十年代，东四北大街东侧二条西口，庆明斋饽饽铺门口（老门牌23号）。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居住和运输需要，朝廷开始修通中轴线东西两侧的南北大道。南方特有材料，如宫殿地面特制的“金砖”及桐油、生漆等，依赖大运河漕运，于是又修通以东四为中心的东西道路，以保证运输车辆通行。由此形成元大都三大商业中心：积水潭、烟袋斜街一带的斜街市，以万宁桥为界的地安门外十字街，以及以东四为界的东四十字街。
12、三十、四十年代，东四北大街东侧，北洋保商银行东城储蓄所门口（老门牌24号）。
南方漕船通过通惠河运抵大都时，从东边齐化门（今朝阳门）进入京城。粮食进城后，为减少陆路运输成本，朝廷直接在城门内侧街道两旁设立庞大粮仓群。“仓廪”催生“市井”：押粮官和脚夫需要吃饭住店，于是饭馆、客栈、茶棚应运而生；运粮需要骡马，因此这一带出现大量车马店、铁匠铺；大宗粮食交易和人员流动带来金融需求，钱庄和当铺也随之兴起。
13、三十、四十年代，东四北大街东侧，北洋保商银行东城储蓄所门口（老门牌24号）。
胡同的“生长”：从地皮到死胡同
元大都初建时，大街、小巷骨架已经规划好。街道宽度有严格等级：大街24步宽，小街12步宽，胡同宽6步。这像画好格子纸，定下主干道位置。而院落则“见缝插针”长出来：在主干道之间，政府划出一个个地块，分配的是地皮而不是建好的房子。老百姓拿到地后需要自己建造房屋，所以严格来说不是“买房”，而是“买地建房”。
14、三十、四十年代，东四北大街东侧，德丰号茶庄门口（老门牌27号）。
老百姓买地建房，按照“前堂后寝”的传统四合院模式，一家挨着一家盖。北方为了采光和保暖，房子必须坐北朝南，院落只能一排排平行排列。胡同则是“生活逼出来”的通道：一排排房子建好后，前后左右的人需要进出，于是房子之间自然挤出一条条窄窄过道。皇城东侧及东南部被划定为王公贵族宅邸区，这些区域极其规整，院落宏大。
15、三十、四十年代，东四北大街东侧，正兴斋饽饽铺门口（老门牌28号）。
普通百姓一户可以分到“一份”地，约八亩，但每家经济条件不同，院子进深也不一样，有的深、有的浅，有的还附带着跨院。这导致夹在中间的通道宽窄不一、弯弯曲曲。有些人家在自家院子里盖房子，把原本可能延伸的路堵死；或者两排房子没对齐，路走着走着就到了墙根。这种断头路在北京话里叫“死胡同”，是极其典型的生活痕迹。
16、三十、四十年代，东四北大街西侧，蕙兰芳香蜡店门口（老门牌542号）。
明朝迁都北京后，在元大都基础上进行改建和扩建，基本保留元代胡同格局，但将一些死胡同打通，或者将部分宽胡同缩窄、窄胡同拓宽，使其更符合实际交通和居住需求。清代北京城市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清初实行“满汉分居”政策，内城主要由八旗子弟居住，外城则主要由汉族百姓和商贾居住，胡同变得更加密集、曲折，充满市井烟火气。
17、三十、四十年代，东四北大街西侧，全德昌海味店门前（老门牌513号）。
东四北几条死胡同的往事
“澡堂子胡同”位于北轿子胡同南侧第一条，因有一家澡堂子而得名。这家澡堂子名叫“儒芳园”，老板叫田世芳，河北定兴人。澡堂子有楼房两间，平房五十多间，设八十张床、一个盆塘、一个池堂。解放后没几年就停业了。澡堂子胡同分两部分：一进口是胡同，两边是住户，南面六门六户，北面三门七户，后面是大杂院七户。
18、三十、四十年代，东四北大街西侧，全德昌海味店门口（老门牌513号）。
从澡堂子胡同往南的死胡同叫“吉祥大院”，原名为“吉祥胡同”。在《乾隆京城全图》中，这里原是一座大宅院，本没有小路。后来大宅院被分割成一户户住家，住在里面的住户要出来，必然要修一条小路，于是便有了吉祥胡同。大院走到西边尽头是一间住房，也许这就是“胡同”改为“大院”的原因。
19、三十、四十年代，东四北大街西侧聚盛玻璃铺（老门牌496号）。
从吉祥大院再往南就是“老于王胡同”。这是一条较短的支巷。这类以姓氏、职业或地标命名的胡同在东四地区非常常见，反映了老北京的社区结构和人文历史。
20、三十、四十年代，东四北大街路口往西北拍摄。
从老于王胡同往南就是“南轿子胡同”。过了南轿子胡同，有两条没有名字的死胡同。在《乾隆京城全图》中，这里都是大院，估计也是分户以后修出来的小胡同。再往南就是“果局大院”，分析可能因清代曾设“果局”（水果官署）而得名，后因院落分割，内部形成封闭，成为功能性死胡同。原来的果局大院还要再往南一些，后来南边盖了大楼，果局大院便北移了数米。
21、三十、四十年代，东四北大街路口往东北拍摄。
结语
这些死胡同多形成于明清时期，是传统四合院布局的自然产物，后因城市现代化改造、单位大院建设、商业开发等原因，部分巷道被封闭或截断。这些“死胡同”虽然不长，但承载着东四地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可以说，北京的大街代表着皇权和秩序，而那些弯弯曲曲、充满烟火气的胡同，则代表着老百姓真实的生活轨迹。
22、1950年版《北京市分区详图》东四北大街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