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浙江青年文学之星·夏季榜”上榜作家已经产生，徐静、傅炜如、王轲玮三位青年作家上榜。
徐静是青年作家、诗人，浙江台州人。她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也是中国诗歌学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四十九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浙江省首届文化特派员，浙江省“新荷计划”青年文学人才。
作品发表于《新华文摘》《中国作家》《诗刊》《星星》《作家》《江南》《山花》等刊物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报刊。著有诗集《睡在风里》、小说集《春山可望》、长篇报告文学《大田歌谣》，其中《大田歌谣》获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青年作家重点扶持、浙江省文艺基金等。
在创作谈中，徐静写道，这次入选需要交一篇创作谈。我作品不多，谈创作的场合倒有一些，心里难免发虚。这篇与其说谈我写了什么，不如说写我一直在琢磨的一件事：非得走得很远，才算看见世界吗？
几年前我读佩索阿。这个人几乎一辈子没离开过里斯本，白天在公司做文书，晚上回到同一条街的房子里写作，却造出了七十五个作家。他给这些作家起“异名”，每一个都有性格、出身、文体和师承，互相批评、互相影响，像一个缩小的文坛。他说，你要像宇宙一样多元。一个一辈子没走出几条街的人，在自己身上演化出无数人生。古人讲，一粒芥子装得下一座山——这样的道理，中国人早就懂了。
我没有七十五个名字，只有三支笔。一支写诗，叫《睡在风里》，写的时候我喜欢把一句话放平，听它自己呼吸；一支写小说，叫《春山可望》，替那些不存在的人活一遍；还有一支写报告文学，叫《大田歌谣》，走入村庄、走到田埂、走进别人的日子里，双脚沾泥。文体不同，人也就不同。写诗的我、写小说的我和写报告文学的我，就是不同的分身。佩索阿用七十五个名字，我用三种文体，做的也许是同一件事：借不同的喉咙，看这个纷繁的世界，体验不同的人生。
这三支笔也不是各写各的。写诗的经验后来悄悄溜进了小说。《春山可望》里那些意象和留白，不是我刻意安排的，是诗的耳朵先听见了句子的长短。诗教人删，把形容词、解释都去掉，只剩下名词和动词自己站立；小说教人留，留半句没说出口的话，留一人转身时的犹疑；报告文学教人蹲，蹲下来，看见别人日常生活里的细处。三支笔住在一起，互相不服输，但谁也离不开谁。
白天我做展览、做外联，迎来送往，向别人诉说文学的远方。回到家之后，我就坐在书桌前，写自己。我所活动的范围很窄，每天走的都是同一条上下班的路。但是同样的一段路，用不同的身份、以不同的方式去走，都是一次新的旅行。有时下班晚了，路灯一盏又一盏亮过去，我会想，今天这条路和昨天那条，真的是同一条吗？
当然，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很好。三个分身总是互相拖累：诗歌没有写完，小说也暂停了，报告文学的采访提纲放在抽屉里已经半年了。佩索阿在《不安之书》里借贝尔纳多·索阿雷斯说出自己的话：我对完美的欲望，一直妨碍我写完任何东西。我把这句话抄到了书桌上，并不是为了解脱，而是为了确认——那种写不下去的懊丧，也是一种文学上的亲属关系。所有的写作者大抵都难逃这本书的书名：不安。
写不下去时，我就会跑到乡下。写《大田歌谣》那几年，我一次次去村里，蹲过村口，也站过讲台，给孩子们上诗歌课。大人总担心孩子离诗远，其实恰恰相反。一个平时最坐不住的孩子交上来一句：“春天到了，树上不光长小鸟，还长孩子。”孩子写诗，用的是天然语言；大人们写诗，是在拼命寻找失去的语言。从孩子们身上，我重新学会如何使用名词，还学会坐在时代的边上，听一个八十岁的老人把一句话慢慢讲完。越走越远，我越觉得可以留下的东西，都会回到书桌上重新萌发出来。
去了不等于抵达。佩索阿从未离开过里斯本，却比很多旅行家走得更远——方向不在地图上，在意识的深处。两种走法，我都想要。
我在写作上所向往的，就是在同一个地方，过上尽可能多的生活。展厅里前辈的手迹，和窗外的一朵云，在我这里是同样的远方。
前几天傍晚闭馆，我穿过走廊去展厅，灯暗了大半，只剩一个展柜还亮着。玻璃上映出我的脸，也映出后面长长的展墙。那一刻，我觉得隔着一块玻璃，前辈们也在看我。我们就这样看着，谁也没动，谁也没有离开自己的方寸之地。
回家的路灯照常亮起。我想写的就是这样的时刻。微小，安静，不值得惊动任何人，却是我写作的全部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