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岁的江西保洁员淦某生，在上班途中遭遇车祸身亡。人社局说“超龄了，不是工伤”，一审、二审法院均认定为劳务关系，驳回诉讼请求。家属走完再审程序，最终靠检察院抗诉，才让用人单位同意承担工伤责任。耗尽全部司法救济程序之后，“是不是工伤”这个并不复杂的问题，终于得到了一个答案。
重阳节之际，最高检公布这起典型案例自有其意义。最让人唏嘘的是，劳动者维权纠错的成本居然如此之高。2026年7月1日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针对这类困境进行了制度革新：保障不再以“是否构成劳动关系”作为门槛，评判标准转向“受用人单位劳动管理、从事有报酬的劳动”；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也从过去的弹性鼓励升级为强制义务。淦某生案这一旧法框架下的案件，恰能说明旧法不足，印证出台新规的必要性。
旧法时代的病灶，表层是法律适用过于机械。二审法院以淦某生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为由，认定其不属工伤保障范围。九江市检察院指出了关键漏洞：该司法解释出台时，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尚未建立，所指“养老保险待遇”特指职工养老保险，而非后来覆盖全民的兜底保障。把每月一两百元基础养老金等同于职工养老待遇，进而剥夺工伤保障资格，是制度衔接的严重错位。但往深处看，错位不止一个司法解释的误读。依据新规，包括超龄劳动者工伤认定在内的各类保障，在规范层面已实现从“先问身份”到“看事实用工”的转变。淦某生案中的论证逻辑，则是“应当认定为劳动关系”。其中反映的正是新规针对的“先问身份”的固化思维与制度门槛。
新规虽已施行，落地仍是关键。新规第十五条写明用人单位参保义务，却规定“超龄劳动者工伤保障办法”另行制定。参保义务白纸黑字，配套待遇标准和经办流程尚未同步落地。已有城市社保窗口反映，因缺少配套细则，这类参保与工伤申报暂无法办理。新规落地的堵点已经显现。
司法领域同样仍存惯性风险。江苏南通一名51岁女工工伤六级，法院以入职时已超龄为由驳回伤残津贴诉求；可省内同类案件判决却支持劳动者主张。此案同样发生在旧法框架下，反映的是过去裁判尺度不一的痼疾。新规施行后裁判能否统一，仍有待新案例持续观察。但此案也提醒我们：工伤待遇的获取，不应因地而异。
破解困境，对策在准不在多。首先，待遇标准不能一直“另行制定”下去，窗口能不能办、按什么标准支付，需要与参保义务同步明确。其次，工伤认定应彻底与劳动关系脱钩，同时厘清事实用工与个人劳务、临时帮工的边界。更该传递的导向是：超龄劳动者的工伤保障，不应卡在劳动关系认定这道门槛上。
老龄化是当下必须直面的现实。大量超过退休年龄的人依旧在岗务工，用劳动换取收入。新规已经为他们打开权益保护的大门，但开门之后，配套细则和裁判尺度能不能跟上，是下一步真正要解决的问题。面对银发劳动者，应当少一点身份上的纠结，多一份权益上的守护：不必反复纠结他算不算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
文字：万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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