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尔涧松美术馆正门两侧，一对来自中国的石狮已蹲守80多年。在异乡漂泊近一个世纪后，它们终于回到中国。
今年7月，韩国正式向中国赠还这对清代石狮，这也是中韩在流失文物返还领域的首次政府间合作。
这一文物返还案例，成为全球“文物回家”浪潮中的一个缩影。10月18日至19日，第四届良渚论坛“守望：促进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分论坛暨“文化财产归还和返还：共识与合作的新形式”亚太地区对话会在良渚举行。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个国家以及中国的100多名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文化财产归还和返还的良好实践与创新合作路径、政策进展与机制建设等议题展开讨论。
这是亚太地区首次举办关于文化财产归还和返还的地区对话会。这场名为“守望”的对话，意在为亚太地区及相关地区各国提供一个平等、开放、面向未来的交流平台，以此凝聚共识，推动构建更具活力和包容性的文化财产归还和返还国际合作模式。
论坛上，韩国涧松美术馆馆长全寅建讲述了石狮赠还经过。这对石狮由韩国教育家、文物收藏家全蓥弼于1933年在日本举行的一场拍卖会上拍下并带回首尔。1938年，用于收藏文物的“葆华阁”（涧松美术馆前身）竣工后，石狮被安置在正门两侧。
全寅建介绍，全蓥弼是涧松美术馆的创立者与藏品奠基人，他生前始终记得石狮是中国的文物，希望将其送回中国。为此，涧松美术馆委托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负责捐赠工作，并向中方转达赠还意愿。今年1月，在韩国总统李在明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和中国国家文物局共同签署相关协议，正式敲定把这对石狮归还中国。
“这是中韩双方表达积极意愿、主动促成的结果，为后续开展更丰富、深入的中韩文化遗产合作打下了基础。”全寅建说。
近年来，全球多地出现文物“回家”案例：2018年，德国返还越南18件文物；2023年7月，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向柬埔寨返还3件青铜佛像；2025年5月，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第三卷《攻守占》从美国史密森尼学会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回归中国；2026年9月，美国向中国返还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同月，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
“这体现出对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国际共识正在不断加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公约、促进文化财产归还和返还政府间委员会秘书长，文化应急局局长克里斯塔·皮卡特表示，2024年以来，中美洲、非洲和欧洲地区先后举办文化财产归还和返还地区对话会，这次在良渚进行的亚太地区对话是这一进程的又一个里程碑。
皮卡特希望，良渚论坛上这些经验分享和机制建议，能让更多人认识到，归还不仅意味着文物实物的回归，也关乎建立伙伴关系、联结不同民族与文化、重拾历史记忆。
回归不是合作的终点。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第三卷《攻守占》回归后，湖南博物院与美国史密森尼学会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据此开展的子弹库帛书保护研究、中国文化艺术大型综合性展览等合作正有序推进。全寅建也表示，希望以清代石狮的赠还为契机，继续加强与中国文博机构的交流合作。
流失文物的“回家”之路，往往比想象中更为曲折。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副馆长阮国平一语道出文物追索返还的一大难点：越南有大量文物因战争、非法交易等流散海外，因流转背景各异，难以用统一模式追索返还。
溯源举证，是流失文物返还的第一步，也是最艰难繁琐的环节之一。流失文物大多迭经流转，面临“身份验证”问题：从何处来？何时流失？流失途径是怎样的？柬埔寨文化艺术部文物司司长霍萨南直言“溯源很困难”。他讲述了柬埔寨追索3尊青铜佛像的艰难历程：凭借前盗掘者提供的证言，并与考古发掘档案相互印证，调查团队才形成完整证据链，最终确认文物出土地点。
霍萨南强调，溯源研究不能只依赖文件，还要结合实地调查和人的证词。调查团队曾多次返回现场，与当地居民反复沟通，在取得社区许可和信任的基础上推进田野工作。2023年7月28日，这批流失文物在澳大利亚堪培拉被正式移交柬埔寨。
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高级策展人（溯源方向）布朗温·坎贝尔从收藏机构角度补充了另一重视角。她坦言，起初购入青铜佛教造像时并不清楚其来源。“我们花了很多年去了解流转的过程，才弄清楚背后的故事和真相。实地调查的口头证词存在矛盾，证实过程非常困难。”她说，最大的挑战是开始以为这三个青铜佛像来自越南，这给后面的溯源求证带来了困难。不过，在确认文物来源为柬埔寨后，澳大利亚方面给予了积极支持，甚至修改了相关法律。
双方在青铜佛像返还的合作中也达成共识：信任、透明、国际合作、严谨的溯源研究，是流失文物成功返还的关键，而持有国与原属国之间良好的双边对话尤为重要。
法律缺失，是原属国在追索过程中面临的另一大难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0年通过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简称《1970年公约》），至今仍是促进流失文物回归原属国的重要法律工具，目前已有150个国家参与缔约。但流失文物返还的实际情况复杂多变，该公约无法全部覆盖。
印度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维沙尔·夏尔马在分享印度朱罗王朝时期铜板文书返还合作案例时，提到团队遇到的一个法律空白。这批铜板文书出土于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被认为是泰米尔文明黄金时代治理、信仰与身份认同的鲜活记录，自1862年起便被荷兰莱顿大学收藏。追索期间，印度发现因流失年代久远，《1970年公约》不具有溯及力，《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等同样没有可资援引的条款。
最终，印度在研究相关案例中发现，纳粹占领期间被掠夺的文物，二战后在没有任何条约依据的情况下，仍可被原属国追回。以此为依据，在与荷兰的持续磋商下，这批文物得以回归。夏尔马表示：“我们以《1970年公约》操作指南为指导，但另一个关键在于，荷兰自身的国内法律框架允许归还殖民时期的文化财产。”
该案例为其他原属国追索文物提供了范本，也折射出在实际追索过程中，法律空白带来的艰辛。推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构建更完善的返还机制，成为众多国家的心声。
如今，一些国家已先后出台相关法律文件。中国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2025年3月1日起施行），首次将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条款写入法律；2026年5月，法国颁布法案，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突破了国际公约的重大局限。这些都为当下各国追索历史上的流失文物提供了可行的创新路径。
上海大学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主任段勇建议：“接下来的重点是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合作，要协调立场、互相支持、共同发声，推动国际公约和文物流入国法律进一步向有利于文物流失国的方向改善。”
论坛上，泰国文化部艺术司国家博物馆办公室主任妮塔雅·卡诺克蒙科尔特别提到流失文物返还中观念改变的重要性。1988年，在泰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持续努力下，芝加哥艺术学院归还了一件泰国流失海外的建筑类文物。随着这件文物的归来，泰国民众对这方面的认知得到了明显提升。到2017年，泰国专门成立泰国追讨海外文物委员会后，许多在海外的泰国民众只要有关于流失文物的线索，都会主动联系。
这指向一个道德命题：流失文物返还的推进，不仅取决于法律程序，也取决于社会是否形成“文物应当回归”的伦理共识。
2022年4月，美国史密森尼学会通过了《共同管理与道德性返还政策》，文件承认收藏领域的道德规范和行业最佳实践已经发生变化，史密森尼学会现有部分藏品若按当今标准不会被收购，并表明要采取积极行动来推动其所藏文物的道德性返还。国家文物局交流合作司（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司长朱晔介绍，正是在得知该政策性文件出台后，国家文物局开始与美方磋商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第三卷《攻守占》的返还合作。
种种实践表明，推动流失文物返还的不只有法律条文等，还有观念的改变——从“谁拥有”转向“谁负责”，从“物归原主”走向“文明叙事权的共享”。
国际博物馆协会道德常设委员会前主席、哥伦比亚大学博物馆人类学兼职教授萨莉·叶尔科维奇表示，这些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博物馆协会等国际组织不仅在持续引领完善文物返还国际法律框架与专业标准，也在引导文博收藏机构和藏家等践行相关伦理道德准则，不收藏合法性存疑的文物。她透露，当前，国际博物馆协会正在制定一份关于文物返还更完善的法律清单和道德指南，以期能在未来更好担负起博物馆的责任，开展文物溯源等工作。
良渚论坛落下帷幕，但文物回家的路仍在延伸。从首尔涧松美术馆门前的那对石狮，到辗转归乡的子弹库帛书，越来越多文物正循着由对话、信任与立法共同铺就的路，一步步走回故土。这条路或许依旧漫长，但方向已经清晰：每一件文物的回归，都是一段历史记忆的归位；每一次归还的握手，都是一次文明对话的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