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上一次大规模加征关税，间接导致纳粹党和日本军国主义上台

文 | 修明

特朗普大规模加征关税，直接带崩了全球股市，道指、纳指一天跌超5%，美股两天累计蒸发6.5万亿美元。恒生指数跌幅则达到11%，A股创业板的跌幅也超过了10%。美国前财长称如果特朗普的关税被完全执行，将给美国带来30万亿美元的损失，其中大部分成本都由美国中低层负担。

但历史告诉我们，世界还远没有到真正的“至暗时刻”，经济崩溃只是特朗普风暴导致的第一轮后果。作为全球经济的引擎、全球贸易的最大需求端，一旦美国关闭国门，将对依赖出口的国家造成严重打击，这些国家的经济波动可能导致政权更迭、社会不稳和民粹主义势力抬头，在这些压力下，世界大战将不再是遥远的幻想。

30年代，美国爆发经济大萧条，为了保护美国企业和工人，美国颁布了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将美国平均关税税率提高到20%左右。美国发起贸易战后，各国纷纷跟进，导致全球贸易额从1929年的360亿美元锐减到1932年的120亿美元，足足减少了66%。

20世纪初，美国已经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最发达的经济体，美国关闭国门直接导致世界经济崩溃，深刻打击了依赖出口的德国和日本经济。在经济崩溃后，德国魏玛政府失去权力，纳粹党上台，日本军国主义的力量也完全压倒了犬养毅为代表的“明治元老”，间接让两个国家走向了战争。美国对二战的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繁荣与衰退》的作者格林斯潘一针见血地指出”总的来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证明，美国没能成功从英国手中接过维护全球秩序的责任，该法案是经济学理性在特殊利益集团面前软弱不堪的又一最佳例证“。

01

美国民意促成《关税法》出台，导致世界经济崩溃

经济大萧条爆发后，美国上下一片恐慌，孤立主义的声音迅速抬头。

一战结束后，虽然美国已是第一强国，但当时美国对自己的新角色还没有信心。只有总统威尔逊在内的少数人认为美国的利益已经和世界绑定，美国应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头羊的作用。

但大多数人民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们的思想仍停留在19世纪，他们认为美国应坚持华盛顿、杰斐逊以来的传统，美洲之外的事情与他们无关。大萧条后，恐慌更加强了人们“各扫门前雪”的心态，当时美国的工会与农会都支持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高关税，以保护国内产品的销路和国内就业。

民众因为愚昧不清楚后果，但经济学家们清楚。《斯穆特-霍利关税法》颁布前遭到了美国经济学家的一致反对，当时1028名经济学家联名反对法案，324家媒体中有238家敦促国会不要通过法案，经济学家们认为这项法案是“地方保护主义达到癫狂的产物”。摩根大通的掌舵人托马斯·拉蒙特几乎跪地恳求当时的总统胡佛否决这项法案。

但在民意压力下，胡佛屈服了，通过了《关税法》，法案对900种工业制成品和575种农产品加征关税，平均加税幅度高达18%。法案颁布后，25个国家遂效仿美国抬高贸易壁垒，互相进行贸易战，导致全球平均关税税率飙升，全球贸易额减少了66%，世界一夜间倒退了100年。

《关税法》通过了，但民众期盼的经济复苏和就业率上升并没有出现，1932年，美国的出口额从1929年的70亿美元下跌到16亿美元，下跌了77%，进出口总额仅为1929年的1/3。美国的失业率也从《关税法》颁布时的8.7%飙升到1933年的24.9%。

通货通缩、出口下降和失业率的攀升导致美国人的生活迅速恶化，到1934年初，美国购房者有1/3的人都无法偿还抵押贷款，这进一步加剧了银行业的危机。

事实证明，高关税不能给美国经济带来繁荣。19世纪美国能实行高关税是因为当时全球的经济联系还不紧密，且各国都实行贸易壁垒。但在世界进入自由贸易后，再实行高关税，造成的后果将是毁灭性的。特朗普完全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

不过美国高关税的后果远不是美国经济萧条那么简单，它直接打击了德国、日本两个依赖出口的国家，并让两国在经济困境下走向战争。

02

德国与日本遭遇经济危机

1920年代末，德国魏玛政府虽然压住了通胀，但德国仍饱受《凡尔赛条约》赔款的负面影响，德国的失业率仍然高企，财政濒临崩溃，魏玛政府作为战败后的政府，因一直以来的经济困境也饱受民众诟病，可以说大萧条前的德国是命悬一线。

美国《关税法》的颁布给了德国魏玛政府致命一击。1920年代末，美国是德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德国对美出口总额接近2.54亿美元，但《关税法》后，德国对美出口暴跌，到1932年仅为0.74亿美元，跌幅达到71%。到1932年，德国的工业产值相比1929年也下降了40%，远超欧陆25%的平均水平。

美国资本的大量撤出也加剧了德国的经济危机，1924年美国资本曾经大量涌入德国，支撑了魏玛时期的短暂繁荣，但是1931年，德国出现了27亿马克的资本净流出，外汇与黄金储备被迅速抽离，其中大部分是美国资本，这直接导致德国企业贷款率断裂，德国银行体系也因挤兑陷入危机。

受美国影响，1931-1932年，德国实际GDP较1929年累计萎缩15%，通货紧缩率达到了-5.5%，失业人数从1929年的150万暴增到1932年的600万，失业率超过了30%，至少有五分之一的德国家庭陷入极端的贫困。

经济危机打击下，魏玛政府名声扫地，而极端的纳粹党受到公众欢迎，1930年纳粹党得票率飙升到18.3%，1932年7月，纳粹党更是拿下37.3%的选票，成为国会第一大党。纳粹党崛起的时间几乎与美国大萧条和《关税法》的颁布完全同步。

大萧条削弱了德国人对温和政党的信任，此前德国人还将希特勒视为小丑，但如今的困境让他们深深感到“西方不值得信任”，德国要想重新崛起，必须打破西方强加的《凡尔赛条约》，必须推翻对西方绥靖的魏玛政府。

纳粹党迎合了这种情绪，并通过建设公共工程，发展军工产业缓解了失业，德国大量的过剩人口被投入到军工厂和军队中，女性也被赶回家操持家务，德国失业率1年内降低了50%。

但是政府投资的办法终归不是长远之计，军工产能过剩也会带来新的危机，纳粹政府只能靠发动战争来消耗过剩的产能和人口。

另一个遭遇美国《关税法》打击的是日本，与德国一样，日本也是出口导向经济，1929年日本的出口额约为24亿日元，其中对美出口占比超过40%，日本主要对美出口丝绸、棉纺织品和轻工业品。《关税法》实行后，美国提高了对生丝、棉纺的关税，直接导致日本对美生丝出口下降50%。

受美国影响，日本工业产出下降了一半，失业率飙升，农民收入骤降，甚至很多妇女被迫要看卖淫来维持家用。这些失业、贫困的农民子弟大都参军，成为了日本“少壮派”的核心力量，他们痛恨无能、亲西方的文官政府，认为日本的出路只能靠侵略和战争来解决。

当时军部和右翼团体借经济萧条，大肆喧嚷“资本主义失败、依赖西方失败”的论调，主张要走“国防优先、自力更生、对外扩张”之路。他们的方案是先夺取满洲解决原料和市场问题，再夺取整个中国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圈。

美国《关税法》实行后，日本的激进势力完全失控，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1932年建立伪满洲国并刺杀温和的首相犬养毅，自此日本的政党政治式微，日本彻底迈入军部统治的法西斯体制。

日本史学家鹤见俊辅就指出”经济危机摧毁了明治以来积累的自由主义秩序，军人得以以国家重建的名义干政。”英国历史学家A.J.P. Taylor也说：“满洲事变不仅是帝国主义的结果，更是萧条逼迫下的经济报复行为。”

随着德国、日本两个强国激进势力的上台，世界大战也就不可避免了。

03

特朗普和一小撮选民掌握了世界的命运

特朗普不知道，此刻的他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全面的贸易战已经一触即发，甚至世界大战也不再遥远，只需一步，人类就将再次经历100年前的浩劫。

但特朗普不懂世界也不在乎世界，他只关心自己内心的想法和“红脖子”的选票。

那些处在摇摆州的美国蓝领选民，就以这样一种方式决定了世界的命运，正如90年前，一群愤怒的美国选民选出了一群不负责任的政客，最终由一个完全不懂世界的草台班子将世界引向了浩劫。

虽然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但美国选民完全是德不配位，完全没有做好领导世界的准备。美国虽强虽大，但美国选民的见识一百年没有进步，他们只关心篮子中的鸡蛋价格。这将引起全世界对国际秩序和民主制度的反思，影响世界几十亿人生计的重大决策，真不该如此轻率地做出。

世界的命运真不该掌握在一个国家、关键州的一小撮选民以及一小撮选民选出的僭主手中，“存在不是合理”，这样的国际秩序真应该改改了。

（这群人决定了世界的命运）